化一方面指第一次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也指各个产业内部技术、资金密集产业比重的增加。[40]（3）农村发展问题要放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一个问题是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如果仅仅从产值份额看，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而从就业份额看，农业劳动力比例畸高，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就要从以种植业为主转向多元结构转换，在第一产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要超前发展，只有占人口比重80%的农村人口通过上述转变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和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中国的工业化才算完成。[41]

（2）研究经济发展周期与结构变动的关系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有学者将经济周期与结构变动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马建堂在其影响较大的论文和专著中，既研究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关系，如周期的各个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特征、不同周期类型对产业结构变动形态的影响、不同行业对周期变化的回应等，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如周期波动中的总量如何以不同的强度传递到不同部门，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及政府的对策对各个部门扩张与收缩的影响等。这些研究表明，各个产业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不同，第二产业的敏感度最高。从周期的原因看，投资波动是我国周期波动最重要的原因。[42]

（3）开始对第三次产业的系统研究

8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尚在讨论三次产业分类法与两大部类分类法的关系以及在我国应用第三产业这个概念的可行性。到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愈来愈多的国外有关文献介绍进我国，经济理论界已普遍认识到使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学术界已开始直接了当地讨论第三次产业的发展问题，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第三次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并将三次产业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转变结合起来。开始时的讨

论使用“服务业”这个概念，研究服务消费品的概念、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对这类问题较早进行研究的是李江帆，他于1984年和1985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提出了服务消费品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可能性上看，由于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工农业生产上耗费的劳动时间逐渐趋于缩短，使社会总劳动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有可能投入服务领域，导致服务消费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从必要性上看，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收入水平提高和余暇时间增多，引起对服务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因此，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不能只考虑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还要考虑物质生产部门与服务消费品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43]

（4）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国外经济学界一些著名的产业结构研究文献陆续介绍进我国，国内学者开始将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置于国际经验和工业化一般规律的背景下考虑。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结构变动的轨迹表明，虽然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模式有独特之处，但从更长远的周期和更本质的特点看，中国结构转换仍然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改革以来，产业结构呈现出向一般规律趋同的变化：产出和就业结构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发生明显变化，产值结构中初级产业份额显著下降，制造业的份额经过八十年的调整后持续上升，服务业的份额继续增加，就业结构以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为主线，发生了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流动。[44]

（5）关于产业优先发展顺序问题

这个时期，一些研究其它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介绍进我国，其中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受这些经验的启发，优先发展产业的选择问题成为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包括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领头产业”等概念。但是，由于所依据的选择标准不同，学者们提

出的观点差别明显。有些学者以资源秉赋作为基础约束条件，从我国劳动力充裕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我国产业优先发展顺序依次为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基础产业以及为以上产业配套的原材料、原器件、零部件和工业设备，接下来是有潜在能力的下一代出口产业等。[45]另一些学者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障碍出发，认为瓶颈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约束条件，因此应该优先发展基础产业。[46]还有学者依据国外经验和产业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认为应从需求结构和产业关联度出发考虑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按这种标准，汽车和建筑业应该成为主导产业。[47]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多变量经济模型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从需求的收入弹性、产业关联度、技术进步贡献率、出口潜力、进口替代能力、就业效应、对稀缺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等标准选择优先发展产业。这类研究中提出的优先发展产业有交通运输邮电业、电力工业和电子工业，[48]有机电产业、纺织业和建筑业，[49]还有农业、能源、钢铁、化工原料、交通运输与通讯、关键工业与交通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子工业，等等。总体上看，随着更多的因素被考虑进来，学术界关于主导产业的观点趋于分散，包括的行业愈来愈多。[50]

（6）产业政策成为重点研究内容

这个时期译介进我国的国外产业结构研究文献中，有一部分将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与政府的干预联系在一起，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有关日本产业政策问题的研究文献，将日本战后经济的调整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与日本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引起我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关注。1986年制定的“七五”计划，使用了产业政策这个概念，并给予其重要地位。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80年代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对十多个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实践给予介绍；杨沐所著的《产业政策研究》，对产业政策在中国发展、改革与开放中的重要作用给予强调。王慧炯、李伯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和周叔莲等主编的《产业政策问题探索》，对我国若干部门的产业政策进行研究。[51]这些研究对推行产业政策持肯定态度，认为推行产业政策是战后一些后起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

原因，也应该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7）以规模经济为主线的产业组织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开始有学者借鉴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国产业组织问题。大约在1987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提出需要用国外产业组织理论框架研究我国的产业组织问题，[52]1988年以后，学术界开始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某些部分研究我国产业组织问题，例如用规模经济的观点讨论我国产业组织中企业规模偏小、各种类型企业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不合理的问题、提出应该以大企业为主体再造我国的产业组织。[53]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在应用西方产业组织的基本分析方法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表述我国问题特点的概念和方法。其中胡汝银的专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影响较大，虽然这并不是一本典型的产业组织理论专著，但它重点研究垄断与竞争问题，点到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在介绍西方竞争与垄断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竞争与垄断问题的框架，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以国家垄断和行政垄断为特征，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有一些特点如部门内不均齐竞争，等等。[54]1990年，陈小洪、金忠义编著了《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一书，这是笔者见到的第一本由国内学者编著的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的专著，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框架进行介绍。[55]在这个时期，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尝试将产业组织理论用于具体部门和行业分析，理论的应用有较好的贴切性。[56]

总之，在这个时期，西方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广泛被我国经济学界所知晓，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对这些分析框架、方法和观点积极学习和接纳。80年代初期与研究范式有关的许多争论，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停止，使用西方产业经济学分析中国产业结构问题已经成为“时尚”，虽然在这个范式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照搬照套现成框架、不太符合中国特点的问题，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引进生产技术过程一样，必然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此，这个阶段完成的研究范式转换，对此后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五·90年代的研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