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也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这说得最短。介于两者之间的，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刘恕通鉴外纪载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郑玄诗谱序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则无怪乎前人对西周年数无定论。东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计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为公元前七七○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时代。
四、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日：『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魏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为公侯。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复出现，因改「魏国」为「晋国」。晋国本是魏国又一称号，犹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卽魏惠王）自称其国为晋国。他曾对孟轲说：「晋国，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见左传作者只见到魏文侯为侯，见不到魏后称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综上所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论断相较，相距不远，只是具体得多。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成书在后，古人早有明文。详玩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自然知道。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这是用孟子离娄下语，可见谷梁传作于孟子流行之后。陈澧还举出一些证据，认为谷梁出于公羊传之后。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说，公羊宣十五年传：「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何休解诂曰：「上谓宣公。」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若依陈澧之说，公羊写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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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以后，谷梁传又在公羊传后。据汉书艺文志「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那么，除左氏传外，无论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传、夹氏传，都只是口耳相传授，原本没有写本。公羊传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说公羊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着于竹帛」，则公羊传的写定在西汉了。谷梁传更在其后。
（七）左传和国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卽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传。他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固语。」依司马迁之意，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云云，可见司马迁是根据春秋（实指左传）和国语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因此许多人便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甚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便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也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还解释说：
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
论衡案书也跟着说：「周语，左氏之外传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他着新学伪经考，说：
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为的所谓新学，换句话说，就是王莽之学，因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国号新。而刘歆为王莽国师，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章炳辚作春秋左传读叙录，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读者无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为的书，既不必看，更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