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也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这说得最短。介于两者之间的，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刘恕通鉴外纪载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郑玄诗谱序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则无怪乎前人对西周年数无定论。东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计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为公元前七七○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时代。
四、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日：『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魏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为公侯。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复出现，因改「魏国」为「晋国」。晋国本是魏国又一称号，犹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卽魏惠王）自称其国为晋国。他曾对孟轲说：「晋国，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见左传作者只见到魏文侯为侯，见不到魏后称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综上所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论断相较，相距不远，只是具体得多。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成书在后，古人早有明文。详玩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自然知道。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这是用孟子离娄下语，可见谷梁传作于孟子流行之后。陈澧还举出一些证据，认为谷梁出于公羊传之后。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说，公羊宣十五年传：「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何休解诂曰：「上谓宣公。」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若依陈澧之说，公羊写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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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以后，谷梁传又在公羊传后。据汉书艺文志「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那么，除左氏传外，无论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传、夹氏传，都只是口耳相传授，原本没有写本。公羊传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说公羊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着于竹帛」，则公羊传的写定在西汉了。谷梁传更在其后。
（七）左传和国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卽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传。他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固语。」依司马迁之意，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云云，可见司马迁是根据春秋（实指左传）和国语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因此许多人便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甚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便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也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还解释说：
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
论衡案书也跟着说：「周语，左氏之外传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他着新学伪经考，说：
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为的所谓新学，换句话说，就是王莽之学，因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国号新。而刘歆为王莽国师，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章炳辚作春秋左传读叙录，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读者无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为的书，既不必看，更不值得驳斥。崔适作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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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有为之说同，同样不值一驳，因为他们只是臆测，不举可靠的证据，不依合理的逻辑。这是某些今文经学者的通病，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若详细剖析，便可能写出一本相当厚的专书。
左传和国语是两书，国语更不是一人所作。过去有不少学者加以论定，我只不过加以编排整理，而插以自己心得，写成此章罢了。
晋书束皙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郡所出的国语，应该就是今天的楚语和晋语的一部分。据荀勖穆天子传序，所发现竹简，为古尺二尺四寸，当晋时通用尺二尺。每简四十字。但不知道多少简为一编，因而也无从知道这三篇竹简国语究竟多少字。总而言之，汲郡所发现的，师春是抄袭左传的卜筮书，国语另是一部书。在战国时，左传自左传，国语自国语。自然，这还不足以证明左传取材于国语，更不能证明左传作者先写了左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因为这时，左传和国语都已经同时流行。
要研究这问题，唯有从现存左传和国语本身作分析。
第一，我已经说明，左传是一人手笔，取材虽然丰富，但行文风格完全一致，并无后人添加的字句。国语却不同。首先，他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说，国语「舆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李焘也说，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说得更透澈：「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这是从文章风格以左传和国语相比。
其实，国语也不是一人之笔。崔述又说：「且国语周、鲁（卽周语和鲁语）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卽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这又是从文章风格上论国语各国语言和文风的不同。
第二，左传虽然在旧的分类中列为经书，国语却列为杂史。若从两书体例分类，左传应属于编年史，国语应属于国别史。其不同于其他国别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郑语只是一段文章，所叙自郑国始封君桓公，而于其后仅叙晋文侯（非晋文公）定天下，齐僖公小霸，楚蚡冒始启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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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这些事或者在春秋以前，或者在春秋初期。而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却一字不提。以郑国而论，郑庄公在春秋初期亦是一霸，也不提及。而且据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引郑书「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又昭公二十八年传，叔游引郑书「恶直丑正，实蕃有徒」。然而这几句郑书语，不但不见于今之郑语，也无从在今郑语中安插进去。若说郑语成书在前，不及见齐桓公、晋文公，更不及见子产。若 今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原作「蛮芈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成王伐越，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釆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于王赧时被灭。王赧后人都作周赧王，实误。「赧」非谥号，其人名「延」，音转为「赧」，朱希祖汲冢书考有周赧王周隐王考言之甚详，可信。韦诗云「王赧」，不云「赧王」，又可为朱说添一证据。王赧卽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不但郑语内容与左傅无关，卽郑国大政治家、外交家子产，郑语亦无所记载，难道左传作者竟对郑事，不别「纂异同」么？
左传很少记载越事，可能左传作者离越国很远，看不到越国史料。今存越语上下二卷，都叙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种谋报吴仇事。二篇文风又大不相同。越语下专叙范蠡，又多排体韵文。越灭吴，据左传，在哀公二十二年。史记六国年表与左传同。而据越语下，越灭吴在鲁哀十年（依王引之经义述闻说），相差十二年。左传作者既把越灭吴事详尽地编纂于国语中，为何不用其灭吴年代？更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
周语有三卷，自周穆王征犬戎至苌弘被杀。苌弘被杀在鲁哀公三年。其他关于春秋时期史事，几乎都不合于左传。尤其是齐语一卷，完全叙齐桓公事，也和左传不相同。而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偏偏又多和左传重复。只是左传言简意赅，国语啰苏芜秽，使人读他产生厌倦。左传作者为什么既不去共重复，又不采其异闻，使自己的两种著作起互相配合的作用呢？
我现在征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一条以为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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