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考古60年

摘要：本文将60年来重庆地区200万年前到明代的全部考古材料进行了详尽梳理，对龙骨坡遗址、兴隆洞遗址、大溪文化、小田溪墓群等逐一分类点评，初步建立了重庆地区考古文化序列，令人信服地感受到重庆历史文化的全貌。

关键词：重庆；考古；60年

重庆考古60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奠基期，20世纪60、70年代的调整期，改革开放恢复期，直辖以来的发展期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在国家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引下，每一个时期，我市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都实施完成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促进了我市考古事业的持续发展。伴随重庆直辖，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同步启动。汇聚全国近百家考古科研单位跨世纪会战的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新中国重庆考古事业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60年的田野工作，60年的考古收获，为重庆历史文化面貌的复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重庆三峡地区是探寻人类起源的重点区域。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有6处，除铜梁张二塘遗址外，巫山龙骨坡、雷坪洞、迷宫洞、奉节兴隆洞、草堂镇5个地点均集中分布于三峡地区。这些遗址时间跨度大，与早期人类起源、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现代人的起源等世界古人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密切相关［1］。目前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比较深入的是龙骨坡、兴隆洞两个遗址：

巫山龙骨坡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地点。1984年以来，开展了多次联合发掘，发现了1段人属下颌骨和1枚上门齿，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此外，还发现了12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有规律埋藏的动物肢骨化石、石制品。遗址地层的古地磁年代距今201—204万年［2］。关于巫山人下颌骨是否属于人类、门齿是否属于早期人类、石制品性质等问题，古人类学界尚有讨论。其发现，为三峡地区寻找远古人类带来新曙光的启示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近十余年三峡地区的连续发现，都是龙骨坡遗址启示的新收获。

2001以来，奉节兴隆洞遗址出土4枚人类牙齿化石、20件石制品、5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等，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5-12万年。三峡地区早期智人化石的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剑齿象门齿上的刻划痕迹，引发了原始艺术起源、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深入研究［3］。

二

1949年以来，重庆发现的旧石器地点近100处。最早的发现是1976年铜梁文化遗址［4］。最大规模的发现是1993-1994年配合三峡工程的旧石器专题调查，共发现了68个地点［5］。最近十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渝西长江、嘉陵江、乌江、酉水流域新发现了10多个地点。

1995年以来，三峡地区重要的28个遗址开展了十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2万平方米，出土了万余件石制品、大量动物化石及其他科学标本。

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集中分布于丰都长江两岸的二、三级基座阶地，构成了规模可观的遗址群。高家镇遗址发现石制品2500余件，以大型砍砸器为主，运用锤击法剥片和简单加工，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鲜明特点［6］。冉家路口出土石制品882件，呈现较强的石片工业特点［7］。枣子坪遗址石制品具有长宽等比小型化的特点，预示三峡地区南方主工业由早到晚石片石器增加,且沿长宽等比小型化发展的趋势［8］。井水湾遗址出土石制品910件，发现零散分布的东方剑齿象、貘、牛、鹿类哺乳动物化石58件，推测为古人类狩猎和食用的遗物，光释光测年距今约8万年。环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该时期植被繁茂，气候暖湿，适合人类的生存［9］。

2003年以来，嘉陵江流域的合川唐家坝遗址两次发掘，在埋藏于地表以下5-20米的黄土中，发现大型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制品253件［10］。2005年，秀山河湾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以石英砂岩为原料，石片石器为主，锤击法剥片，刃口向破裂面单向加工，器形主要为刮削器和砍砸器，是重庆酉水流域的首次发现［11］。这些发现，与丰都遗址群相似，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华南旧石器主工业系统。

晚更新世晚期的铜梁张二塘遗址是铜梁文化的发现地，碳十四测年距今约2.5万年，是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该发现，对于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南北旧石器文化二元结构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12］。上世纪80年代以前，该类文化遗存在重庆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流域、大渡口长江沿岸及四川沱江流域有多次发现［13］。

三

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目前发现约80处，主要的发现有以下几次：建国以后在长江沿岸开展的文物专题调查取得了初步收获［14］；1992～1996年三峡库区调查发现30处遗址［15］；1997年以来，三峡考古发掘过程中，又陆续取得了巫山人民医院、云阳大地坪遗址等重要发现；2000年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酉水、乌江、嘉陵江、渝西长江等区域新发现了39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8年巫山大溪遗址发掘，取得了长江流域最有影响的史前考古发现［16］。忠县干井沟［17］、江津王爷庙［18］也开展了少量试掘。但是，直到1992年，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面貌还非常模糊，甚至难以从商周遗存中甄别出来。1994年开始，“魏家梁子文化”［19］“老关庙下层文化”［20］“哨棚嘴一期类型”［21］等文化命名相继提出，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露曙光。1997年以后，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连续多年的考古材料积累、测年技术、环境考古等新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的介入，为我们建立史前文化序列、了解古代社会、探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创造了条件。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经揭开了神秘面纱。

（一）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密切相关。1997年以来，三峡地区旧石器遗址系统发掘情况表明，分布于河流一、二级阶地以及河漫滩的遗址，基本不属于古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其时代距今1万年左右,已经跨入全新世早期。属于这个阶段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