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不满。(41)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都主要适合于单一、封闭的社会体系，并不能很好解释当前社会高度分化下的许多现实问题。“相对剥夺感”和“团体内的平均主义”实际上参照和比较的对象都是同一群体内部不同层次的成员。“四个世界”理论则指出社会分化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导致社会身份的混乱，同时带来多个参照系的混乱。例如，在当前社会，许多本该是“赢家”的大学毕业生和中产阶层，尽管从事的是信息技术、金融等优势行业，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所在城市的平均水平，却在“四个世界”的比较中，自认为是“IT民工”和“社会底层”。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主要并不是因为“相对剥夺”，而是面对不同世界的资源垄断和机会阻隔而产生的愤怒和不满，是一种“无声的抗争”。因而也无法通过群体内的平均主义来得到缓解，而恰恰是这种集团分隔的自我感知，进一步凸显了不同集团的巨大差异和无法逾越的区隔，激化了集体不满。学术界过去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当一个社会呈现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时是较为稳定的。但“四个世界”理论证明社会的巨大分割有可能使得处于上升期的新兴中产阶层面对不同世界的“阻隔”与“屏障”产生强烈的“天花板”和“区隔”心态，恰恰成为社会不满的主要力量。最新的研究已经证明，当代全球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社会底层，而是那些“沮丧的中产阶层”。(42) 2.“四个世界”产生的原因
“四个世界”的产生当然会有市场的因素。市场天生有“马太效应”，追求利润和效率。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经济效率和资源机会确实要领先于其他区域，在竞争和发展中占据优势。
但显然，长期以来导致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严重分割的主要是结构和制度性的因素。除了讨论较多的户籍制度之外，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值得强调。首先，我国30余年来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但没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的公共资源分配与供给体制，相当比例的公共服务依赖于地方政府提供。在公共资源的财政分配上，分税制和市管县的财税体制，使得资源层层分拨，级别高的城市获得的资源多，而中小城市、乡村获得的经费较少。专项经费的“项目制”分拨，虽然关注了“落后”地区，但实际运行并没有使得资源的分配实现真正的社会均等。(43)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法团”的相互竞争和政绩冲动，使得他们倾向于集中资源在城市区域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福利，对于其他区域和人群则采取排斥和阻碍的方式，使得城乡之间、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在各个方面差异巨大。
其次，相当多的学者指出，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渐拓展到更深层次的公共服务与权利领域，将触动既有的资源分配模式，面临利益集团的资源垄断以及对于制度改革和资源开放的阻碍。事实上，除了强大的垄断性集团之外，相当一部分普通居民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也联合起来，给政府施加压力，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成为不平等的维持者。过去这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44)近年来，在诸如机动车摇号、异地高考开放等方面，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冲突不断涌现。政策制定者的许多改革措施，如果缺乏深入全面的考虑，不进行综合性的配套改革，而是简单地实行“设限”或“提高门槛”的方式，恰恰会固化这种资源区隔，或制造新的不平等，例如强化“义务教育就近入学”，而不充分强调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反而导致“学区房”的房价不合理高涨，事实上产生新的不平等。
3.打破“四个世界”分割的应对策略
打破“四个世界”的分割，除了改革资源分配的机制，重点应该推进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四个世界”的分析证明，导致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差异巨大的原因依然主要是“城乡差异”问题，包括“中小城市—超大城市”的社会结构差异主要也是因为城镇化水平相差过大。“四个世界”证明，城镇化确实有助于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但同时也反映了城镇化进程内在巨大的不均衡。“四个世界”的区分表明农村、中小城市的发展遇到很大阻碍，中产社会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更加注重大城市的发展，也不在于“撒胡椒面”式的农村建设，而是应该尊重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方面，重点发展城市群，发挥核心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区域内的农村、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强化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于人口的吸引力，推动一些有潜力的中等城市壮大发展成为大城市。“四个世界”对于职业结构的分析实际上突出了职业机会对于城镇化和社会结构转变的意义。人口流动和城镇的发展主要不在于住房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而关键在于人的就业机会。推动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发展，重点在于发展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给予流动人口体面和有发展前景的职业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四个世界”理论证明，城市之间也有巨大差异，有的城市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有的城市则可能衰退。我国现在各个城市都有政绩冲动，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宏伟的建设规划，超过90%的地级市提出要建设新城，(45)而这些城市中相当一部分实际缺乏有潜力成长为中产阶层的人口流动支撑，因而潜在巨大的浪费和风险。
化解“四个世界”的差异，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打破制度区隔，建设资源共享平台。“四个世界”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造成社会治理的巨大难度。中国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体制多元不接轨，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福利体制、医疗体制等，造成制度不接轨的原因正是本文阐释的“四个世界”理论。“四个世界”证明，四类群体有不同的困境和诉求，而同时又具备各自不同的优势与资源。应该打破现有的体制束缚，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拓展资源共享平台。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应有三个方面：一是开放、公平的公共服务平台，让所有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社会福利与保障，避免陷入没有机会的困境；二是创新资源利用机制，使四类群体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与资源，同时能够通过资源置换或增值，享受到自己所期望的另一个世界的资源与机会。比如，应该探索让农民将土地、宅基地转换为资本和资源的机制，使得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有机会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通过土地入股或扩大经营等方式实现向中产阶层的转化；三是打破优势资源的垄断，建设竞争型的资源共享平台。打破不公平的资源区隔体制，发挥职业能力比拼、技术创新竞争的作用，使得人们切实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技术和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营造积极向上、有所作为的社会心态。应该打破大城市对资源的制度区隔和政策垄断。这种区隔的打破，并不在于简单地放开管制，让外来人口进来，还应该打破利益集团的捆绑，向外放开闸门，让大城市依靠政策垄断的经济机会、社会服务等资源充分自由流动，并且向外辐射，带动农村、中小城市的发展。近年来提出的“城市群”思想，以及最近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改革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一定意义上获益于制度性的区隔，牺牲了农村、中小城镇的利益。未来的经济社会转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