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使得到2030年，我国1/5的地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脱颖而出，城镇化率超过80%，像珠三角区域的广州、佛山、东莞等一些城市，甚至可以达到100%。但另外却有1/5的地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远远滞后于其他城市，甚至始终达不到50%。(36)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城市将仍然有大量的人口工作、生活在农村，从而在社会结构上也远远滞后。
在人口流动当中，对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分化产生进一步作用的是我国不断增大的“城城流动”群体。以往的人口流动研究大多关注农村人口。“六普”数据表明，从城镇地区流出的人口中有93%的人流向城镇，乡村流出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为83%。城镇流入人口中有39.51%来自城镇，乡村相应比例为20.14%。相关研究也证明，大城市对于非农业户口人口的吸引力强于中小城市。小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的比例达74.9%，而非农业户口仅占25.1%。而特大城市的流入人口中，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比例占到44.69%。(37)这表明，存在一种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的人口“城城流动”现象，而该群体一般以高学历、高技能的大学生为主。正是这些中小城市“精英”的流出，进一步拉大了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 (3)不同规模城市有不同的分层机制
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差异除了直观的社会结构差异之外，在分层机制上也有所不同。一些讨论认为，中小城市的职业流动依靠社会关系，而大城市则接近于现代的公平竞争。但也有观点认为，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屏蔽更强。正如前文所言，一方面大城市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流入，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流入也意味着大城市的竞争非常激烈。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竞争备受关注。大城市与小城市
对于外来人口屏蔽机制的差异也不断凸显。从职业声望的结构来看，如表6，中小城市的本地人口是明显的“倒‘丁’字型”结构，职业下层人口占到81.49%，流动人口则接近于“金字塔型”，职业中层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本地人口。在超大城市中，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在职业中层与下层上的比例差异并不明显，两者的结构都接近于“橄榄型”。但是从职业上层的比例可以看出，在超大城市中，本地人口的比例(16.52%)明显要高于流动人口(约7%)，对于外来人口有明显的屏蔽。
两种不同的分层结构实际体现的是不同的分层机制。在大城市，整体上社会结构更为中产，但户籍作为优势职业机会与资源屏蔽机制的作用也更强，流动人口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在中小城市，户籍的屏蔽作用较弱，流动人口作为有干劲、有能力的精英，在竞争中表现突出。
如表7，从职业机会上看，大城市明显有更强的优势机会屏蔽，中小城市则没有。特别是分析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情况，可以看出在中小城市中，省内跨市流入人口在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上的比例都要明显高于本地居民。而在超大城市中，两类流动人口的比例则都明显低于本地居民，特别是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些公认的“白领阶层”上，流动人口中的比例在17%左右，本地人口中则超过43.89%。可见在超大城市中，户籍是进入优势职业的显著屏蔽机制。随着“十二五”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进一步强调“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重点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可以预见超大城市的这种户籍屏蔽作用将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分层机制差异会进一步凸显。
四、讨论：“四个世界”的影响、原因与应对
综上，我们证明我国社会结构可以区分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不同世界之间社会结构差异明显，并且这种差异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有加强的趋势。我们分析的角度主要是职业结构，但很显然，我国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职业机会和经济收入上，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是“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综合差异。 1.“四个世界”带来的影响
“四个世界”的割裂造成了中国资源分布的极大不平衡，实际上产生了“四种资源平台”，不同世界的“四种社会群体”所拥有的资源难以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1)留在农村的农民：正如前文所言，中西部地区部分农村的农民一方面缺
乏职业机会，公共服务欠缺，但另一方面土地、房产等资本却不能转换为资产收益或进城创业的资本，因此陷入“僵局”；2)乡城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在家乡是年富力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乡土精英，但由于职业技能缺乏，在城市只能从事中下层的职业，职业上升渠道欠缺，享受不到平等的市民服务，而尽管近年来产业转移，在家乡附近也可以从事类似的职业，却有一部分人因为“面子”心态等原因，不愿返乡就近就业，职业技能与本地资源优势得不到合理的配置与利用；3)城城流动人口：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城城流动人口，普遍有较高的学历和职业技能，但在大城市往往面临非常严重的户籍排斥，上升机会、社会融入遇到障碍，但对于中小城市的职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又感到不满，社会心态矛盾；4)城市本地居民：少数优势阶层的城市居民，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分享了相当比例的成果，占有巨大优势，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对于资源开放和制度改革抱有较强的阻碍心理。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居民内部也有分化，部分下岗、失业群体，由于不能适应市场新的需求，同时又缺乏农民那样的土地保障，生活非常困窘。特别是由于城镇化进程的不均衡，在那些可能出现产业凋敝、人口衰减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居民面临的困难愈发值得关注。由此可见，“四个世界”的划分除了直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更代表着社会资源被分割为“四个平台”，产生“四类群体”，不同群体的资源与优势被区隔，得不到有效配置，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
“四个世界”的区隔潜伏着新的社会不稳定。学术界传统上认为，社会的两极分化会带来“结构紧张”(38)，产生“相对剥夺感”(39)，“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40)，激化社会矛盾。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区域、集团间的，团体内部的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消解掉对不平等的日常感受，从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