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产,农民的财富和生活水平甚至要明显高于普通城市居民。可见城乡差异背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分化情况。在这些地区,与前文所提到的分层机制不同,本地农民往往占有非常大的优势。

除了这些富裕的东部农村,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可能导致城乡分野固化的倾向。我们2012年在四川德阳与河南舞钢的调研都证明,农民内部对于“城镇化”、“土地流转”的态度分化明显,有31%的农民表示不愿意城镇化,23%的农民表示反对土地流转。(31)我们实施的2012年全国城镇化调查也显示,农业户籍人口当中有接近2/3的人表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特别是在大学生中,80后的大学毕业生有30%的人不打算转户籍,90后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的调研也证明,超过80%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承包的土地,2/3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房产和宅基地。乡村的这种新现象,主要是因为拥有农村户口就可以保留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32)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土地上潜在着巨大利益。但同时,农村地区抛荒的现象却逐渐恶化,调查显示,2013年我国农用地闲置率达15%,并且闲置面积和比例逐年增加。(33)

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深思,一方面是如前文所述,城乡分化越来越大,农村社会结构滞后,意味着就业机会、公共服务都达不到现代社会的标准,但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却不愿意城镇化、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使得落后农村地区,一方面表现出机会贫乏、精英流失、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农民对土地增值有巨大的预期,但又不能像东部地区农村那样使土地成为农民的资本或收入来源,使

得中西部农村呈现出缺乏机会,资源也得不到利用的“僵局”态势,拉大了与优势地区的分层差距。

三、“中小城市—超大城市”的两个世界 1.“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的差异

如图3,可以看出,从整体上看,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非常不同。首先,中小城市与大型城市不同。中小城市是典型的“倒‘丁’字型”结构,底层比例非常大。大型城市有更大比例的中层群体,社会分层结构较为现代。其次,在大型城市当中,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显著不同,已经接近于“橄榄型”,底层的比例明显缩小,而中上层的比例显著扩大。总的来说,可以认为,相对于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差别,我国城市当中超大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的差异更为明显,可以明显区分为“超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两个世界。

与2000年相比较,如表5,可以明显看出,尽管三类城市都有增长,但显然城市规模越大,其职业中层、职业上层增长的速度越快,而中小城市增长相对较为缓慢。中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距在过去十年之间愈发明显。从群体内部分布也可以发现,三个阶层的人口都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2000年,我国53.39%的职业上层居住在中小城市,而职业中层与下层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51.85%、69.89%。到2010年,居住在中小城市的职业上层比例缩小了5.06个百分点(48.33%),中层缩小了1.16个百分点(50.69%),下层仅缩小了1.65个百分点。可见,上层群体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对于精英的吸引力进一步退化。

2.“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分化的机制 (1)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主要是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上述分析主要是从城市整体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比较城区常住人口的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狭义上的“城市”,可以发现,仅就城区而言,我国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有一些差异,例如,小城市的底层比例更大,中上层的比例更小,超大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现代性优于小城市。

然而,这种差异显然已没有前文所提及的整体上的差异那么大。这表明,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实际上是城镇化水平的差异。由于中小城市城镇化水平低,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得整体上中小城市体现出底层比例较大的特点。

(2)不均衡的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拉大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

尽管仅从城市地区来看,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似乎并不大。但考虑到我国近年来不均衡的城镇化进程,大城市的迅速扩展和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弱化,恰恰将会进一步拉大中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 2000年以来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特点是,流动人口主要涌向大城市,并且构成了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从2005年到2009年,对我国城市人口增幅贡献最大的是大型城市,占到了我国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长的74.39%,而中小城市仅贡献了25.61%。(35)有分析指出,这种城市的不均衡发展将会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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