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所枉，虽疏贱必伸”。
（3）重诏令——“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盖从停阁。或已题‘逢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今后必须做到，“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数日之内即行题复”。
（4）核名实——“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今后必须严格考课之法，“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
（5）固邦本——“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安内的目的在于安定人民，人民安定了，国家自然稳固，这就叫做“民安邦固”。“矫枉者必过其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不能救也”。
（6）饬武备——“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今后应该“申严军政，设法训练”。
这个《陈六事疏》充分体现了张居正的治国理念，他虽以儒术起家，却深知对于病入膏肓的政局，仅仅依靠儒术，不足以矫正，而采取法家的权术。皇帝朱载垕对此颇为欣赏，作了肯定的批示，然而当时的内阁首辅李春芳是一个“一味甘草，二字乡愿”式的官僚，只想用“甘草”来治理国家，用“乡愿”来明哲保身。张居正的治国理念没有被朝廷付诸实施，使他想起了同样具有改革意识的高拱，暗中和司礼监太监李芳密谋策划，鼓动皇帝召回高拱。皇帝也不满意李春芳、陈以勤，把礼部尚书赵贞吉调入内阁，也无补于大局，不得不于隆庆三年十二月下旨召回高拱。
2.高拱与张居正
高拱入阁后以内阁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高拱复出后，挟私报复徐阶，以“横行乡里”的罪名，把徐阶的三个儿子逮捕入狱，把徐家四万亩田产充公。史书说，高拱再次入阁以后，“尽反徐阶所为”，是出于个人恩怨的报复，并没有否定徐阶的拨乱反正。他也是主张革新政治的。首先要整顿吏治，一些措施为张居正所吸收。
内阁首辅高拱一向精明强干，傲视同僚，对于张居正也是如此。张居正不是等闲角色，穆宗皇帝病危时，瞒着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预先准备“遗诏”。穆宗死后，张、冯二人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决定先拿冯保开刀，指使亲信言官弹劾冯保，迫使他下台。言官揭发冯保的罪状，最厉害的一条，指责冯保精通房中术，给先帝（穆宗）送去“诲淫之器”、“邪燥之药”（春药），“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指控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仅凭这一条，足可处死冯保，还特别强调：“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含沙射影地指向张居正，不得从旁解救。这种行为迫使张居正与冯保联手对抗高拱。
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这个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反击高拱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利用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绝地反击，一举击倒高拱。
这就是“将计就计”的“计”。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高拱、张居正率领部院大臣来到会极门，太监王蓁高声宣读圣旨：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人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就这样被张居正与冯保联手赶下了台，张居正如愿以偿地升任内阁首辅，张冯联盟正式形成，在皇后、皇贵妃、皇帝的全力支持下，牢不可破。正如申时行所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正）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
二、“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1.弹劾张居正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辉煌的张居正时代悄然落幕。张居正去世，使得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失去了
有力的盟友，倒台是指日可待的。冯保的倒台也就表示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到了。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杨四知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正中皇帝下怀：已经亲操政柄，如果不把“威权震主”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尽管杨四知的奏疏写得空洞无物，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口实，皇帝朱翊钧用朱批的方式发泄郁结心中的怨恨：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其实所谓“姑贷不究”不过是官样文章，并非真的“不究”，他在等待弹劾的逐步升级。
待到言官无中生有地诬陷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朱翊钧便彻底否定先前崇敬备至的张先生：“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然后派遣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侍郎丘橓查抄江陵的张府，他的长子张敬修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引起朝廷内外哗然，朝廷上下不少官员为张居正鸣不平。功勋卓著的张居正竟然了落得这样的下场，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2.宰相之杰，身死之辱
人称“异端之尤”的李贽，由于好友何心隐之死，怀疑是张居正指使地方官下手的，因而对他耿耿于怀。但是，在张居正死后遭到不公正待遇时，出于学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江陵（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赞誉他是“宰相之杰”的同时，为他的“身死之辱”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杰”，何以会有“身死之辱”？原因是八个字：“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朱元璋在明初废除宰相，因此形成了内阁辅助皇帝，到了严嵩、张居正时代，内阁首辅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宰相。而张居正的权利更凌驾于“相”之上，此之谓“威权震主”。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在小皇帝心目中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威权震主”！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到张居正时，这样说：“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就是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成为有明一代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这一点，张居正坦然承认，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意思是我是在代帝摄政，不同于一般的丞相（首辅）。如此权势显赫，官员们当然要把他比作“威君严父”，拍马谄媚惟恐不及，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难道张居正没有考虑到“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吗？
他是精明的政治家，当然是有所考虑的。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一天之内收到皇帝三道诏书，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师，显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特地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此时此际，张居正想到的是骑虎难下之势，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谈起“三诏亭”，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事殊，高台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
处在权势顶峰的张居正，居然在担忧，一旦形势变化，连居所都成问题，三诏亭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熟读历史的他，已经敏感地联想到历史上“威权震主”的霍光和宇文护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