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也大体是“道法自然”风尚的产物 34、开发江南的经过？
答：尽管秦汉以来就开始开拓广大南方地区，但多为政治上的占领和行政上的设置，深度的经济文化开发除个别地方外，一般都相当缓慢。一般所谓江南地区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游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域，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联线成面。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 35、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较早时期，中国人把佛教作为一种可以延年益寿的方术，与黄帝、老子及其他本土神灵一起崇奉。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两汉道教在民间流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特点：1）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与北朝偏于教的倾向大相异趣。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2）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新兴民族有关。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北朝则不同，尽管各新建的边地民族政权多重视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 36、神灭论？
答：佛教在中国大规模流传时，必然与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文化伦理产生矛盾和冲突。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这场争论以范缜《神灭论》最著名，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佛教讲因果报应，讲三世轮回，范缜则本着道家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反驳佛教，主张形尽神灭的无神论。此论一出在南朝上流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但范缜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捍卫真理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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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
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开发所至，也就是融合所至。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溪、俚、僚等。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更重要的是，只要他们在中原建立国家，只要他们接受农业生产方式，就不能不接受中原文化。所以就是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提倡文教。相当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因此受到重用，如石勒用张宾、苻坚用王猛等。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僧徒在北朝人数上众多，有力地显示出佛教在民众生活中的普及与深入。这是“佛化”，也可以说是“胡化”。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中所没有的要素，也都被广泛地接受。举其大端，一是胡服的流行。固有的上衣下裳的穿着方式，逐渐被上衣下裤所取代，而且一直到近代仍延续着。二是胡床胡坐。固有的方式是席地而坐，胡床则可以垂脚坐，也是后世沿袭不改的方式。三是魏晋以来的“雅乐”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胡乐”，连朝廷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