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所開創的有利形勢，終也失掉。
4.管仲治齊與齊桓公稱霸
齊在今之山東省，先以營丘（今山東昌東東南）為都，幾世後，遷都至臨淄（今山東臨淄），地處黃河下游。齊於周武王時受封後，太公因“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漢書·地理志下》），也就是說“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史記·齊大公世家》）。齊地雖然位於中原邊陲，由於東邊東萊，有廣闊的發展餘地，東北臨渤海，有魚鹽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齊在諸侯國中已最強大。西元前685 年，齊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齊，使齊國的社會、經濟更有飛速的發展。
管仲（？—西元前645 年），名夷吾，字仲，或稱敬仲，齊穎上人，桓公稱他為仲父。其先與召忽輔佐公子糾，糾敗，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鮑叔推薦給齊桓公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臨著齊襄公遺留下來的殘局，管仲在內政上首先提出了“三其國而伍其鄙”（《國語·齊語》），即“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國語·齊語》韋昭注）的制度。其內容為“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十五個士鄉又分為三部分，這叫“參其國”；把原來的“鄙”劃分為五個屬，叫做“伍其鄙”；“鄉”和“屬”的下麵又各有四個等級，都分別設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國語·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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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所謂“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農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區，不能隨便遷徙流動。所謂“成民之事”，就是士、農、工、商“四民者勿使雜處”，“使（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因為這樣才能使公社農民各有所務，“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數，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才能使他們的子孫“恒為士“、“恒為工”、“恒為商“、“恒為農”。管仲就這樣發揮了他的“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以上均見《國語·齊語》）的原則，糾正了由於社會變動而帶來的四民流動雜處，重新固定生產活動以保證社會生產的發展，使公社繼續成為一種基層組織，加強對公社農民的控制。
在這個基礎上，管仲又採取了“作內政而寄軍令”的措施，即把十五個士鄉內每五個士鄉為一帥，有一萬人，由齊君率五鄉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是為三軍。同時，把“軌”、“裏”、“連“、“鄉”的政治組織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軍事組織形式統一起來，加強了國家對常備軍的控制。在這種軍政合一的形式內，“軌”中的五家因世代相處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繼續著，即“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因為利害福禍相同，所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在這樣的組織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於裏，軍旅整於郊”。管仲利用公社殘留的血緣宗族關係的力量，實現建設一支能“方行於天下”、“莫之能禦”（以上均見《國語·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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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裝力量，為後來的爭霸戰爭做了準備。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齊桓公“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所謂“修舊法”，是整飾舊制度的意思，“業”，韋昭注雲：“猶創也”，頗是，指注入符合新時代的新內容。這樣，管仲就為自己能夠在較大輻度內突破舊制度的束縛，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國語·齊語》），六柄就是“生、殺、貧、富、貴、賤”（《國語·齊語》韋昭注）。“擇其善者而業用之”，當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選擇的。所以他“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柄”，是後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權觀念。“六柄”，約而言之，就是賞罰“二柄”，即生、富、貴是賞；殺、貧、賤是罰，《韓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強，也就是君權的強化，開始了國君集權的序幕。管仲如何擇舊法而慎用六柄，《史記》、《國語·齊語》沒有記載，但薑齊曾轉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說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稗輔先君，而成霸法”（《國語·晉語四》）。由此可見，管仲雖尚不可能制定或公佈“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當是管仲“嚴刑”的結果。如果承認“嚴刑”自管仲起，所謂“法家”也當自管仲見其端倪。
管仲還規定，國中有“慈孝於父母，聰慧（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國語·齊語》），由鄉長推薦，試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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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試用稱職的，正式委任為吏。任官稱職的，要經過君主當面審核，才能令他協助上卿治理政事。這就是“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語·齊語》韋昭注）的選拔人才的三選制。這種三選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過去的世卿世祿制，為下層士民進入仕途開創了條件。 在經濟方面，當時的井田制度雖然沒有解體，還實行著“井田疇均”的生產方式，但已採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見《國語·齊語》）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質好壞而徵收賦稅。這是促使生產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
對於工商業，管仲在“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的同時，還規定“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齊語》），把全國的山林河澤統一管理起來，這樣就幾乎把所有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國家手中。他還主張“輕重魚鹽之利，以瞻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檄山海之業”（《史記·平准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輕重魚鹽之利”和“徼山海之業”是否就是漢代鹽鐵官賣的濫觴，現在雖無可征信的材料，但從《管子》書中管仲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耳”的“山海”就是鐵和鹽看來（《管子·海王》），當時可能已經有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此外，他又設輕重九府，採取鑄造貨幣、調劑物價、免除關市之征等措施，使齊國積蓄了雄厚的經濟力量，具備了爭霸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春秋初年，各國的對外政治，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關係：一是華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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