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两个符号定位为成熟的文字，难免有偏狭之嫌。
笔者在下边把贾湖遗址和老官台遗址出土的甲骨刻符和陶器刻符罗列在下面，读者诸君仔细看看它们是不是像魏文成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像殷商甲骨文一样成熟的文字。（见附图）
（左边三个是贾湖出土的龟甲符号，右边四个是老官台文化姜寨遗址出土的符号） 魏文成先生还有一个笔者不能接受的观点：“华夏文字自产生之日起就已经是成熟的文字了，只是在甲骨文金文时代，达到了表音表调最清楚的时代而已。”我们知道任何新生的事物在最初都是简单的、粗疏的和实验性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发现、不断的改造、不断的完善，才有可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得住考验并被社会大众认可才会成熟得以流传的。况且华夏文字的产生究竟在什么时候，是谁确定的？甲骨文和金文时代的汉字的读音语调我们今人是如何得知的？从甲骨文到现在3600年的语音演变轨迹怎样？表音表调最清楚的证据是什么？甲骨文金文已经是最“成熟的文字”了，那么甲骨文以后的文字呢，我们现在的文字呢？
还有魏文成先生在行文中总是说庙堂之上是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们这样错误，那样不清楚，好像只有他这么一个江湖之远的草民才是华夏文字的头等专家、无上权威一样。其实个人是不是专家，观点能不能成为权威结论，并不是自己说的，是让社会大众通过考证、评价和辩正而认可才算的。笔者以为魏先生这样实在是缺乏学术公正、学术尊重的的基本态度。
“华夏大地上的制作彩陶的历史有多久，毛笔的历史就有多久。那些精美绝伦的距今六七千年的半坡彩陶艺术，没有毛笔是难以描绘出那么美丽而寓意深刻的绘画艺术的。”说到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发现，魏先生说专家惊奇不已而自己一点也不惊奇，于是说了上面这句主观过分的话。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是11000年左右）的陶器是没有着彩的，如魏先生说裴李岗文化中的贾湖遗址，虽曾发现过甲骨刻符，但是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根本没有彩陶，更没有美丽的绘画艺术的。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时代出土了一些彩陶，有许多遗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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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彩陶只有少量或极少。即使是彩陶，如早期仰韶遗址出土的少量彩陶颜色淡灰，线条简单而且直线很多，全然没有毛笔的痕迹，更不用说是美丽的绘画艺术了。固然陶寺朱书是描绘符号，很可能是毛笔一类的工具书写的，但也不能支持魏先生的毛笔的历史同彩陶的历史一样悠久的观点。
“陶寺毛笔朱书文字的出现，……证明了人们在陶寺时代，已经将文字运用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陶寺遗址只发现了一个破损扁壶上的两个描绘符号，是不是文字，如果是文字又表达了什么样的生活，还尚在讨论之中。而且只有两个符号，又怎么能说文字已经运用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成熟的甲骨文都没有哪个学者说那个时代文字已经具有如此普遍的应用。果真像魏先生说的，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史就应该重写了，因为单是文字一项我们华夏民族就已经在龙山时代高度文明到与周秦两汉比肩了。魏先生的话实在是说的太大了，大得让读者如我辈会有一种适应不了的惶悚感的。
“考古学界乃至古文字学界，不知道华夏文字除了“字”还有“文”的缘故。扁壶背面的字的书写这其实就是书法艺术的典型的手写体的表现，……就是华夏书法艺术中最早的行草。”魏先生的“文”究竟指的是什么，从魏文中找不到注脚来说明扁壶朱书是书法艺术，是华夏最早的行草。众所周知，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最早出现在中国魏晋时期，著名的王羲之父子就是行书大家。行书的名称始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一文：“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行书者，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现在陶寺遗址的扁壶朱书在魏先生眼中不仅是地地道道文字，而且是行草书法艺术。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十万分的佩服魏先生非凡的想象力和无畏的创造力。要知道在文字的初始阶段能够用一些简单的符号体现一些记事的功能已经非常不容易，更不用说用书法艺术来表达人的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具有传世文献的功用了。
“考古学家们还缺一门功课创文造字学，尤其是缺乏华夏文字的“文”与“字”的反切拼音关系的破解训练。”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标榜，其实说自己很有见地用不着把考古学家打倒在地，尽管申明自己的见解，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就可以了，为什么总是和考古学家过不去？
另一位学者朱冰在《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中对扁壶朱书符号的解释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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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很多人的意料。他首先对罗琨的“阳”的解读、何驽的“尧”的解读和冯时的“邑”的解读做出了没有理由的否定 “我认为这三种解读都不符合这个字的本意 ”。然后下了断语“这个字读音目前尚不好确定，但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接着分析了扁壶朱书符号的象形意义：“上面的长圆形符号不是实心的而是中空的，说明圆圈内有物体，它象征蚕茧；下面一横又细又直的横线象征一根丝纤，而丝纤下面的爪形符号象征人手在缫丝的形状，爪形符号下方斜向笔划可能为索绪工具。因此这个字应该是一个字而不是两个字。”接着朱先生说“陶寺朱书的“文”字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文”字字型完全相同。许慎：“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像两纹交互也。”可知“文”字的本义即为交织纹。陶寺朱书中出现这个字，说明以“文”表示交织纹自“文”字诞生时即如此。”最后得出““文”字则是原始编织或纺织之织纹的象形。”用“西阴村蚕茧是古人煮食蚕茧的直接实物证据，而陶寺朱书则是缫丝技术起源的直接文字证据”说明陶寺文化已经确切地出现了缫丝技术。但是朱先生一直到文章的最后都没有说出这个符号是一个什么字，读什么音。可是此文的标题是要考释朱书文字的，考释了半天，就得出这个符号只代表一项缫丝技术吗？（ 朱冰：《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第44页）
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直接关系到我国古代文明何时开端这样的重大课题。（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第15页）”但是对于考古界和文字学界对新石器时代陶文的释读现象，李先生通过对巴蜀文字和新石器上图画符号的分析指出“我们利用对商周文字解读的知识技巧，去考释更早的符号或文字，只能是探索性的实验。夸大这种试验，难免陷于错误。”（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468页）“凡对简单的几何线条形符号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总是有些危险的”（李学勤《古文字初阶》第18页）具体到陶寺扁壶朱书，李学勤先生首先强调“像近年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陶盆残片和山西襄汾陶寺陶背壶上面的符号，多数学者承认其是文字。”（李学勤《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4日）接着又说“扁壶上的“文”字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这次发现非常重要，证明“文”字的写法已经很成熟。”李先生一方面说夸大考释实验难免陷入错误，用后世文字去简单比附总是有危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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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说扁壶上的“文”字是没有异议的，而且“文”字的写法很是成熟。笔者原想用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来支持自己对陶寺扁壶朱书不是“文”的观点的，现在看来李先生对“扁壶上的“文”字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让自己突然无所适从了。可见对待扁壶朱书的认识和释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李学勤先生认可了“文”字，但是对扁壶背面的符号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笔者以为事实上李先生看了大家对背面符号的解读后也是哑然一笑不置可否而已。
以上是笔者目力所及能够见到的对陶寺扁壶朱书的不同解读，各位专家学者以自己对古代文明的热情和自己的不凡修为见仁见智，固然应该受到尊重，但是解读的结果差别太大，又难以相互达成基本的认同，让社会大众无所适从。尽管事关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对陶文的的不同释读在考古界所引起的争议热潮很有可能形成一桩新的考古疑案。
河北师大的沈长云、张渭莲两位教授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中不仅认为扁壶上的两个符号“是否一定是文字”提出“还有待进一步证实”，而且指出不少学者把扁壶正面的朱书符号释读为“文”（这一点是笔者上文所引的绝大多数学者所一致认可的，）“则更难取信于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通过把扁壶正面的朱书符号和甲骨文金文进行比较后说道：陶寺出土扁壶上的朱书符号不得释为“文”字，在此释读基础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均属凿空，是可以下断语的。”（沈长云：《谈陶寺发现的陶扁壶上的朱书符号》，《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沈长云和张渭莲教授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一书是笔者在这篇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才从网上买来的。在读到第五章第三节《古文字资料的使用》时，才知道自己的观点和沈长云教授是一致的。这无疑更大的增添了自己对扁壶朱书符号的各种解读质疑的信心了。不过自己的学术涵养远不如沈先生那样的含蓄，如沈先生说到“文命”的解读时没有说出王连成先生和魏文成先生，在说到把“文”根据《说文》释读为“错画”时也没有提到朱冰先生。
笔者在和文博研究员、丁村文化考古专家陶富海先生交流陶寺朱书符号时，陶先生认为陶寺朱书符号不是文字，因为在陶寺遗址中的朱书符号只有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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