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说，何先生的论证基础已经偏离了正确轨道。”最后非常绝然的说“何驽先生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分析了何驽的错误解读后王连成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H3403扁壶此前未被释读的文字为“易”和“尧”的观点，此字为“是”无疑。至于扁壶残破处的缺字，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就是“命”字。”
2007年6月，王连成在《陶寺扁壶“是”字的文字学补证》中从扁壶文字的特征和文献关联的角度论证了扁壶上的字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文[命]是（氏）。其中的“命”因为处于破损区域而剩部分轮廓。王连成认为:扁壶本身并不能说明陶寺就是尧舜之都，考古证据只是显示了陶寺作为都城曾经经过一个快速发展期，经过帝位交替到损毁消亡。说明陶寺并非仅是帝尧都城，而可能还是禹上下几代帝位的都城。禹谥号“文命氏”既是证明。也就是说王先生是用文献中禹的谥号为“文命氏”来推测扁壶朱书应是三个字的，“命”字看不到是因为扁壶已经破损。
笔者同意王连成先生对何驽先生的质疑和反驳，但是对于王先生把扁壶背面的符号释读为“是”是不赞同的，王先生这个推理的主观性比何驽先生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证，只是仍然以甲骨文为比较对象进行定位的，草率的认为这个符号有些像后世“是”字的草写体就轻易的下了结论，这本身就站不住脚，因为在陶寺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是不存在什么草写体的。这样扁壶朱书就既不是“是文”也不是“文是”，更不是“氏”字的通假字“是”了。
王先生还通过文献证明陶寺遗址可能是禹上下几代帝位的都城。要知道按古史传说的顺序，禹的前边是尧舜，禹的后边是启与太康仲康，好像中国传说中的帝王都聚集在陶寺遗址一样，而大量考古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具有都城规模的何止陶寺一处，传说中的尧舜禹的遗迹在中国好多地方都有。一个扁壶朱书，一些有争议的文献是远远不能够证明陶寺遗址是五帝都城的观点的。况且解读背面朱书符号为“是”已经十万分的勉强了，再用通假释读为“氏”就愈发的捉襟见肘了。此外，根据扁壶前鼓后平，残破周边涂朱，文字书写位置相互对称的特点来看，无疑就是两个字，而没有三个字的可能。“文命氏”就只能是作者自己主观臆断的想当然了。
以上是王连成先生的释读，下边再说说魏文成先生的释读，需要说明的是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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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先生的释读不仅仅是对何驽先生一个人的，而是通过自己发明的反切拼音的文字理论对专家的破解（易、邑、尧、是）逐一提出质疑：（魏文成：《陶寺陶文的发现与被质疑的专家破解》2005年 尧文化网）
在分析冯时的释读时魏文成先生认为扁壶背面朱书符号“其实是与“邑”还是不同的，因为“邑”的古文字形虽然与朱书形似，但二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其表音表调差别更大，故非“邑”字。因为，上古时代不会有人专门在装水的扁陶壶的正面背面上，书写一个地名，以证明其产地的，顶天在其底部写上产地。故此，所谓的“文邑”地名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在分析罗琨先生的释读时说“显然罗琨先生是根据“昜”的古字形作出的猜测。”从“昜”字的古字形的表音表调可知，“昜”字越古老的字形表音越明显，后世字形表音在逐步退化。因而，虽然朱书符号与“昜”形近，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故非昜字。既不是“文昜”，也不是，“昜文”，更不会与“阴文”相对应的。
在分析何驽的观点时魏文成先生说：虽然背面朱书符号与“尧”有点形近的部份，但还是有极大区别的，尤其是表音表调更是差别极大，故非“尧”字。既不是“尧文”也不是“文尧”。因为，要作为陶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唐尧，不会处于陶寺晚期接近夏朝的时期，也不会将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装水的扁陶壶上，挂在自己的腰间奔波的。同时，唐尧还没有被称为“文尧”的历史记录以及与“文尧”同音的名称的记录。因此，也是不成立的。
在分析王连成的解读时魏文成先生认为：虽然背面朱符与“是”的行草书法字形形近，但“是”毕竟上面是“日”字，而朱书上面是○，而且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故非“是“字。既不是“是文”也不是“文是“。更不是“氏”字的通假字“是”,即不是王连成先生所说的：“文［命］是（氏）”。
通过对几位专家的分析讨论，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