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论坛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辉认为：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朱书陶文新材料，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反映了原始文字在书写过程中的许多背景材料。陶寺遗址陶文，反映出距今4000多年前不仅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且证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的书写工具毛笔。有了毛笔，大概这时也已经有了专职的书记官员，结合古文献记载考证，可知当时已经有记事文字的典册流传于世了。王辉先生的这个发言是在何驽的发言之后，发言中充分肯定的陶寺陶文是成熟的文字就是针对“文尧”而说的，而且比何驽有过之无不及，陶寺时代已经有了毛笔、专职书记、文字典册等，把陶寺时代想象的一点都不像是石器时代，而是青铜时代的一片昌隆文明了。
参加过陶寺遗址发掘并第一次公开陶寺扁壶朱书的李建文先生在这次论坛上也表达了自己对何驽解读的认可：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被成功破译，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扁壶是陶寺遗址常见的一种汲水用的陶器，出土朱书文字扁壶属陶寺遗址晚期。经破译的扁壶朱书文字为“文”和“尧”两个字，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
李建文先生强调了何驽解读的“这一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笔者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证明了李先生说的很有普遍性：
首先是卫斯在一篇题为《“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的文章中“何驽先生认为H3403扁壶平直背面两个朱书字符，上为土（◇），下为兀（似‘兀’的篆体），将其隶定为‘尧’的初字。笔者认真审视了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联系陶寺城址气势恢宏，夯土城墙板块结构‘垒土为垚’的实际情况，认为何驽先生的考证是有一定见地的。”
其次是北京大学的葛英会先生在《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见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三十二期)中认为“何驽先生的见解符合该字构型的分析和判断，”并引用先秦文字的相关资料，对古‘尧’字的构字方式、形体演变提出申论，指出该字确是一个人字与土字相加的复合字，乃目前已知尧字最古老的一种写法，进一步阐明，尧字的本意当如《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咏，言尧是高德明行，为人仰慕的圣王。”先不说葛先生已经认同了何驽的“方城为土”这个有争议的观点，就说葛先生一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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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的古尧字的构字方式“是一个人字与土字相加的复合字”露出了自己论证的破绽，即扁壶背面的符号中间一横究竟是归于上边的“土”字还是归属于下边的“兀”字。要知道这一横在构字的时候要么与方城合为所谓的土，要么与下边的所谓的人合为兀做尧的下半部分，共同组合成一个复合字。现在葛先生把中间一横归属于方城合为土，把一横下边的符号独立为人，那么尧字下边只剩下一个人，而何驽反复强调的兀又到哪里去了？原先何驽先生的“方城加兀为尧”的结论怎么到这里又被反证了？其实何驽在自己的论文中是把“方城”作为“土”，一横和下边的有一点像问号的符号作为“兀”的，即“兀”上有方城，构成何驽心中向往已久的“尧”，这个圆角方形城只是后来演变成了土而已。葛教授用甲骨文的”尧”字的结构解析来应和何驽的观点，出发点是要帮助何驽，结果却帮了倒忙。
2013年襄汾县(陶寺遗址所在地)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高建录和几位会员对何驽先生进行了访问。何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个字符不仅是字，而且就是“尧”字。文尧的“尧”就是帝尧的“尧”，上面一个土，下面一个人，中间画一条杠。……就是人站在沟里，大城盖在人头上，所以划一道杠来指事，就是说城在你的头顶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在黄土原上用夯土版筑的一个大城，这个就叫尧。……这个尧字是很特殊的，只限陶寺，是一个名号。……陶寺就是尧，就相当于甲骨文证明安阳殷墟是商王朝一样。”一直坚持己见的何先生在最后还是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关于这个尧字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大家是有争议的。”（《陶寺遗址：考古十年收获与未解之谜访谈------考古研究员何驽》，《襄汾文史》2013年第一期）足以说明何驽尽管还在坚持自己的原先释读，但是这样的解读连他本人都是不很踏实的。
何驽先生的解读还在陶寺所在的襄汾县和临汾市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临汾日报和临汾机关网都赞同何驽的观点，襄汾的官方也用了何驽的观点。2015年的“山西·临汾帝尧古都文化旅游节”期间，笔者到陶寺遗址去参观，在古观象台遗址旁边建起一座陶寺遗址出土文物展览馆，在展览馆的外边大门两侧就拓印了的两个两米五见方的扁壶朱书符号。在展示图上翻拍了扁壶并在下边赫然写着“文尧硃书扁壶”，让每一个来陶寺遗址参观考察的人不得不认同何先生的观点，那两个符号就是“文尧”，陶寺遗址就是上古帝尧的都城，不相信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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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陶寺遗址观象台一侧的文物宣传牌局部）
事实上何驽的观点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对于陶寺扁壶朱书是不是文字，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许多学者对何驽的释读提出了质疑。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何驽博士的学兄）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具体到陶寺朱书符号，赵辉认为“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但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对待历史传说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的是考古的终极目的探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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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起源，研究中华文明的特点，而不仅仅是用考古去印证古史传说。赵先生不仅对陶寺遗址是不是尧舜之都持谨慎的态度，而且对扁壶朱书是不是文字表示了自己的怀疑。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先生曾经说过：陶寺是尧舜之都的后面还要加个问号。传说中黄帝到尧舜的时代，大致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时代。但并不能因此把传说都坐实到考古成果中去。谈到扁壶朱书，朱乃诚说：把这个在学界争论已久的所谓的“字符”向公众展示，就是希望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让更多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人一起来破解这个谜团。
高炜先生至今也还坚持己见：陶寺毛笔朱书说明当时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发现毛笔朱书文字之前，人们只知道早于甲骨文的文字雏形，是那些象形符号。陶寺毛笔朱书文字的出现，填补了两者之间的一段空白。对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鼓起一面的字符虽然已经确认是“文”字。但还是承认“另一面的奇怪字符至今仍争论不休，甚至究竟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没法确认。关于陶寺毛笔朱书，可能会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结果。但毛笔朱书本身的价值不会磨灭。”
何驽后来也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这对于每一个考古人来说都是自己今生所不能够完成的，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还是谨慎的坚守的自己的判断：“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这两段话反应是陶寺遗址考古人对自己的考古成果的钟情，对自己考古结论的执着坚守，当然还有对陶寺遗址潜存有更多历史信息的无限信心。
对何驽的观点持反对态度的还有王连成和魏文成两位先生。
王连成在《陶寺扁壶朱书文字训诂辨正》中先介绍了陶寺扁壶朱书从公布到专家的解读的情况，进而用了很大的篇幅复述了何驽的观点，以及何驽观点被一些专家认可的情况，然后“认为何先生对“尧”字的字形分析有问题：《说文·垚部》：“尧，高也。从垚在兀上。”这是许慎就篆文“尧”所作的解读，根本不符合甲骨文“尧”字的实际情况”。“其次，甲骨文“土”字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形，其下部是应该有一横用来表示地面的。当这两个基本条件不符合的时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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