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驽先生在自己的论文中所列的文字）
谨慎而小心的何先生把陶寺扁壶朱书符号和甲骨文、金文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兀”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在这里出现了可能和上文的“假如”和“可能”一样表现的是何驽先生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严谨和科学态度，可是尧的上半部分由一个土城变为两个土城，变为三个土，难道尧的演变真如何驽所说从陶寺时代到秦汉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延续的，陶寺朱书就成了这个汉字的真正源头了。果真如此，那么陶寺遗址的重要意义可不止是目前的考古学定位了，中国汉字的研究又要呈现一种崭新的面貌并重新改写文字史了。
不仅如此，下文的“陶唐氏以尧为号”更令人费解了。因为传说中帝尧的部落号陶唐氏，《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第31页）《集解》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后汉书·郡国志二》记载“帝尧始封于唐，后徙涿鹿，后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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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记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古冀州）、（《尔雅·释
地》：两河间曰冀州《周礼· 职方氏》：“河内曰冀州。）”。《蔡传》：“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
都陶，故曰陶唐。”“帝挚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记》）”“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或谓之陶唐氏（《论语·泰伯》邢昺《疏》引《书传》）”可见，帝尧是北中原地区的部落盟主或部落领袖，被封于唐地，又因为出生地在陶丘（《今本竹书纪年·上卷》记“帝尧陶唐氏……有圣德，封于唐。”“八十九年，作游宫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因而他的部落才称为陶唐氏的，作为考古专家的何先生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尽管这是文献上的记载，但是何先生所引用的不也是文献记载吗？
在把陶符上的两个符号确定为“文尧”以后，何驽认为扁壶朱书出土于陶寺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即已经进入了夏纪年，再说是尧的自我历史记录或者是陶寺古城的王的尊称或者陶唐氏的徽记肯定勉强的厉害，就设想为““文尧”是尧的后人追忆先祖尧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并且引用了文献《尚书·尧典》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和马融对《尚书》的注解“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还有《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来说明尧的尊号为“文”。用文献来证明“文”就是尧，并且以“文尧”来称传说中的帝尧。其实文献对尧的赞颂何止是《尚书》一部文献，浩如烟海的秦汉时期记载尧的事迹和功德的文献几乎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例证，但是在历代文献中是找不出来用“文尧”来称尧的任何例证的。
接着何驽先生引用了《尚书·虞夏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来说明尧的尊号为“文”，这里的解释也有问题。“文祖”是尧太祖的宗庙，（见《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全句意为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在尧的太庙接受了禅让的帝位。这里丝毫看不出“文祖”是尧的尊号的意思。在《史记·五帝本纪一》有“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大祖即太祖，尧大祖即尧的祖宗的祭祀之所。如果说是尧的宗庙就与《史记》的后文“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不相符了。舜只是在尧的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此时尧还活着，如果说是尧的庙号岂不是说尧已经死了？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中引郑玄“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犹周之名堂。”唐司马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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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索隐》有“五府，五帝之庙。……皆祀五帝之所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有“舜受尧终帝之事于文祖也。唐虞谓之天府，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谓之文祖。”可见文祖绝不是尧的尊号，而是祭祀尧的太祖的宗庙而已。即使再退一步，五帝是包括帝尧的，那文祖所指的五府，即祭祀五帝的太庙，也是五帝的庙号或所谓的尊号，而绝不是尧的尊号的。
将扁壶上是朱书解读为“文尧”后，何驽先生兴致勃勃的称自己的释读为“破译”并借罗琨对扁壶破茬周匝涂朱的推测：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进而“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这里先把罗琨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夸大臆测放下不说，只说唐尧后人对自己祖先丰功伟绩的追述。对于陶寺遗址是不是帝尧的都城在目前只是考古学家的一个推测，考古证据远远还不能确切的说明这一点。何驽先生究竟是先把陶寺遗址作为传说中帝尧的都城后才释读扁壶背面的符号为“尧”的，还是先将陶符成功释读为“尧”后才确定陶寺遗址为帝尧都城的？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退一步讲，即使“文尧”两个字真如何先生释读的那样是对帝尧的尊称和追忆，那么根据高炜的回忆这件扁壶是在陶寺晚期的一个废弃的灰坑里发现的，何驽也说是尧的后人自己扔进垃圾坑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扁壶上的朱书既然是祖宗的庙号尊称，如同后世的神祗牌位，不管是上古时代还是三代时期或者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对于祖宗的虔诚敬仰和庄严祭祀是最为恭谨和肃穆的，可是陶寺先民却将标有祖宗尊号的扁壶给弃置到垃圾坑里，可信吗？
不用担心，且听何先生的解释：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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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何先生在这里又一次使用了“如果”，这个假设关联词给作者留下了很大的周旋余地。如果是文尧后人对祖先的追颂，那么这个史诗性的歌唱脚本就是帝尧都城在陶寺的铁证，如果不是，那么就等待野外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也未曾不可。从“如果”的假设可以看出何驽先生对自己的解读也并没有充满绝对的信心，而只是自己一时的一己之见而已。
还有一点想再说一下，何先生说“文尧”后人受知识水平、经济实力和社会等级等方面的限制，才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书写了“文尧”两个核心字。试想所谓的“文尧”后人如果说政治实力已经消失殆尽的话很有可能，经济实力不如祖宗时代也可以理解，但是知识水平呢？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在发展中前进的，文明是从最初的蛮荒一步步的进化进而走向文明的，陶寺也不例外。陶寺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经历了大约500年左右，陶寺先民的知识水平是随着陶寺的繁荣和文明而提高了，还是受到了限制远不如自己是祖先了？用普通的残破扁壶书写符号不仅不是知识水平不高的证见，而是陶寺先民在陶寺文化晚期文明进步的最有力的证据。因为陶寺遗址早期和中期并没有朱书符号发现。我们强调陶寺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扁壶朱书符号，即考古界和文字学家普遍认可的“汉字的雏形”、“中国汉字的起源”和中华上古文明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可见何先生的“受知识水平的限制”一语实在是对文尧后人轻视小觑的臆测猜想，很难让人信服。
之所以要对何驽的解读如此认真的分析，是因为何先生的观点不仅自己在很多的场合反复的强调，而且在考古学界也出现了很多的应和者。
2007年12月15日至17日，在山西省临汾市举行的“首届中国·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上，何驽再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陶寺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完全具备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和祭祀建筑等各要素的先秦城址。陶寺文化高度发达的程度、陶寺城址都城的性质、陶寺文化社会组织的国家特质，在距今4000多年的当时历史时期是极为罕见的。陶寺观象台所表现出来的天文历法知识，与《尚书·尧典》里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基本吻合，更关键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上“文尧”二字，大约可作为陶寺遗址归属的文字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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