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 MVG 表示物品的边际价值， MPG 物品的边际产量。
由于在家庭生产中花更多的时间意味着在劳动市场上工作较少， 因而在家庭生产中使用的物品就较少， 故效用最大化条件涉及 MVT 和 MVG 的比较。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时间的边际价值 MVT 等于工资率 W ， 物品的边际价值 MVG 应等于其在商品市场上的价格 P 。 若工资率和商品价格相等， 即 W = P ， 则家庭总可以通过选择 T 和 G ， 使 MVT = MVG 。
在一般情况下， 下式是成立的： MVT/W = MVT/P （ 3.11 ）
我们从上式可知， 除了改变对问题的生产方面的解释外，这个条件与劳动—闲暇模型推出的式子是相同的 。在两个模型中，对时间和物品的选择都应使效用价值与其价格成比例。
上述问题包括怎样组合时间和物品以生产 Z 以及生产多少Z 这两个净效应。家庭生产方法的独特性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不同家庭在如何选择生产家庭商品上有着重大的区别。我们知道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家庭商品生产应该按成本最小的途径进
行。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物品价格对所有消费者都是一样的，但不同家庭不同的个人时间价值不同。简而言之，个人之间的工资率不同。高工资的人一般选择更为物品密集的方式生产家庭商品，因为物品的相对价格对他们来说较低；而低工资的人则通常使用较为时间密集的方式生产家庭商品。
如图 3-14 所示，高工资的人选择 A 点生产，使用较少的时间和较多的物品；低工的人选择 B 点生产，使用较多的时间和较少的物品。虽然高工资的人将用较少的间和较多的物品生产任何给定数量的家庭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用于家庭生的总时间较少。高工资能使人们接受更多的时间和物品，因而高工资的人们会进一条更高的等产量曲线，但仍使用更为物品密集的生产技术 ，如在 C 点生产。
（ 3 ） 家庭生产的劳动供给曲线。为了推出家庭生产条件下的劳动供给曲线，我需要考虑当时间价格变化时，用于家庭生产的时间如何变化 。一般认为，企业很少 使用价格上升的生产要素，而家庭生产却不同 因为当时间价值增加时增加了家庭这个“企业”的财富。见图 3-15 所示，假设某个人的起始位置在 A 点，考察当工资增加时的效应。
首先，当工资增加时，时间的价格上升，这样即使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出，消费者也会移向 B 点，用某些目前不太贵的市场商品替代时间，即发生替代效应。其次，工资率的增加会增加个人的收入，使消费者有可能购买更多的市场商品和更多的时间， 因而增加了家庭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这是收入效应。同劳动—闲暇选择模型相比较，这里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要复杂得多。 消费者只有通过增加所有的生产要素来增加家庭商品的生产会更加有效。故在家庭生产情况下，收入效应会使家庭增加物品和时间的数量，因而减少劳动市场工作时间，最终结果是 C 还是 C′ ，取决于收入效应的相对强度。正如劳动—闲暇模型一样，由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反，家庭生产模型也没有预言工资率上升时劳动供给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总之，家庭生产模型把时间视为一种生产性投入得到了两个结论： 其一是时间的生产率随不同的人和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 其二是技术变化可能影响家庭生产过程。 例如， 家用电器改变了家庭的生产过程。 这两个结论不是由劳动—闲暇选择模型提出来的， 对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以来已婚妇女从事市场劳动活动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比较家庭生产模型与劳动-闲暇模型的异同。
相同点：
1. 都以分析劳动者时间资源上的分配决策为基础。 2. 得出结论相同。
3. 相对于市场劳动供给模型来说，劳动闲暇模型和家庭生产模型都探讨的是个人劳动供给
情况 不同点:
1. 家庭生产模型将家庭视为生产单位，而劳动闲暇模型将家庭视为消费单位。 2. 家庭生产模型弥补了劳动闲暇模型的两大不足之处。其一，劳动闲暇模型忽略了家庭背
景，即劳动者的供给决策往往是丈夫和妻子在家庭联合做出的。其二，劳动闲暇模型忽视了人们在劳动和闲暇之外还要参加家庭劳动，即该模型没有完全考虑到人们对于时间
资源上的分配决策。而家庭生产模型则弥补了以上缺点。不仅将家庭背景考虑在内，而且还运用交叉替代效应，分析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 3. 家庭生产模型除了得到与劳动闲暇模型相同的结论之外，将时间作为生产性投入还得到
了两个结论：其一，时间的生产率随不同的人和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其二，技术变化可能影响家庭生产过程。
1) 在劳动-闲暇模型中，生产活动只是在企业进行，而消费活动在家庭进行。在家庭生产模型中，家庭起着双重作用，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家庭实际上进行着大量的生产活动。 2) 在劳动-闲暇模型中，闲暇和物品时作为效用的直接来源，而在家庭生产模型中，时间和物品是作为家庭生产的投入品。
3) 在劳动—闲暇模型中，个人目标是为实现效应最大化去进行物品和闲暇的组合选择；使用的是边际替代率MRS；在家庭生产模型中，实质也是要使整个家庭的效用最大化，唯一的区别只是物品和闲暇的组合对效用的影响是通过家庭商品的生产间接起作用的，使用的边际替代率是MRTS。在两个模型中，对时间和物品的选择都应使效用价值与其价格成比例。
4) 两个模型体现在劳动供给曲线上不完全相同。假设一个人的工资上升，家庭生产模型与劳动——闲暇模型中都发生替代效应。但是，在劳动闲暇模型中，工资上升的收入效应直接表现为对闲暇的消费需求上升；而家庭生产模型中，收入效应表现为生产扩张的可能，而这种扩张不可能只去增加一种生产要素。
5) 由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反，两个模型都没有无法准确预言工资率上升时劳动供给是增加还是减少
可见，两种的模型的结论虽然一致，但家庭生产模型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家庭时 间是一种生产性投入要素。家庭生产模型把时间视为一种生产性投入得到了两个结论：其一是时间的生产率随不同的人和他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其二是技术变化可能影响家庭生产过程。
4. 什么是劳动供给的生命周期理论？
人们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期间内，从事市场工作的生产率与从事家庭工作的生产率不同，因此人们在生命的不同时期对劳动市场供给的工作时间也不同。经济学家通过动态的劳动供给模型来研究整个成年的生命周期内最优的时间配置。同时也对已婚妇女的市场参与模式、退休年龄选择以及男性参与率下降等原因做出解释。
人们实际工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是一个倒U型的，实际工资率从生命的中期到后期迅速上升然后下降。由于存在这种收入模式，在一个人的黄金工作年龄内，额外一小时的闲暇的机会成本要比生命后期高得多。其含义是人们在生命周期的中期市场工作报酬是最大的，而将闲暇推迟到生命周期的后期。
由于人们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内，从事市场工作的生产率与从事家庭工作的生产率不同，因此人们在生命的不同时期对劳动市场供给的工作时数也不同。未找到目录项。
近年来，经济学家已经通过建立动态劳动供给模型进一步拓宽了劳动供给理论。这些动态劳动供给模型能够预测个体在整个成年的生命周期内的最优时间配置，同时也对已婚妇女的市场劳动参与模式、退休年龄选择以及男性参与率的下降原因等问题做出了合乎常识的解释。
理论的内容包括：1 人们实际工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是一个典型的倒U形，实际工资率从生命周期的中期到后期迅速上升然后下降，原因是人们拥有的技术已经过时，并且在职培训减少。2实际工资因为经济增长在长期是上升的，工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导致倒U的年龄/收入结构，对于下一代的同年龄组的人而言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向上移动，分离出
来的对生命周期内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非常类似于家庭联合劳动供给模型在静态下的情况。假定工资增加的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那么生命周期模型预言增加一单位闲暇的最优的时间是一个人市场工作年限结束的时候，因为那时的机会成本是最低的。因此，较早的退休是对于因收入效应而导致的闲暇需求增加的理性反应。3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时间是在一个人生命周期的早期，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一个人年轻，因此将时间资源用来投资教育的机会成本是最低的。由于工资率随着一个人的年龄而上升，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一个人的经验和在职培训都会增加，因此当一个人年轻时，投资于人力资本的代价是最低的，因而从经济上来说是合理的。第二，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其投资于教育的时间越早，则教育投资的收益就越大。大学教育的直接货币支出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是在25岁还是45岁都是一样的。然而，年轻人有20年的时间可以收回教育投资，从而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大大上升。
5. 分析我国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1） 从家庭生产模型进行分析
（2）从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分析 (未完待续)
仅做参考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市女性的就业率在建国之前一直处于极低水平。1912年至1920年间，全国女职工人数仅24万人左右，到1930年也只有37万人。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女职工人数约60万人，仅为全国职工总数的7.5%。
建国后，我国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率不断上升。纵观我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迅猛起步阶段（1949年至1957年）。此阶段以参加工作是城市女性力求实现的目标与权利为主要特征，其就业方式为不完全计划式。从就业规模上看，8年间女职工人数从60万人增加到328万人。1952年后，年平均增长率在12.7%，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由7.5%逐步上升为13.4%。从就业领域看，城市女性就业从集中于轻纺等传统行业向商业、服务业、邮政业等较广泛的领域拓进。
第二个阶段：主观激增阶段（1958年至1980年）。此阶段其就业方式为计划就业式。从就业规模上看，1960年，全国女职工人数猛增到1008.7万人，比1957年的328万人增加了2倍多，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也由1957年的13.6%提高到20%，上升了6.4个百分点。从就业领域看，城市女性就业可以说几乎包罗了所有行业和多种职业。一方面显示出以往从来未被社会和女性认知和了解的巨大劳动潜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女性就业在行业、职业之间的平均分布，为往后城市女性就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三个阶段：理性调整阶段（80年代开始至今）。此阶段以城市女性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自主择业为主要特征，其就业方式为从被动安置转向自我发展式。从就业规模上看，城市女性就业的比例和总量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女性就业、转业困难不容忽视。1996年与1978年相比，女职工人数增加78.5%，年增长率为4.36%，而职工总数的增长为56.3%，年增长率为3.13%。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城市女性下岗失业比例偏大。
总体来说，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城市女性就业一方面就业机会大量增多，就业比例得到迅速提高。目前，在全国7亿从业人员中，女性占47%，比世界妇女参与劳动平均比例高出1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引起就业结构的调整，过去占第一、二产业近半数的城市女性必然有相当部分要退出原有产业领域，下岗或转向新的领域再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