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中塑造人物，并注意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使人物形象生动、具体、鲜明。拉伯雷笔下的巨人形象，塞万提斯笔下的吉诃德先生和桑丘，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形象系列，都是最好的说明。
第五，在艺术表现上，人文主义作家在自己的作品加进了丰富的幻想成分、夸张的手法和浪漫主义的因素，这方面，拉伯雷《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以及莎剧中均有鲜明体现。
7、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比较中西古典爱情悲剧的异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的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典悲剧。两者都是爱情悲剧，展现的都是情投意合的恋人之间的美好感情被外部强大势力毁灭的悲剧，两者虽同为爱情悲剧，但却有很多不同之处。
从中西方文化差异来看，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家庭的关系上，中国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家庭为本位，注重个人职责和义务，属于依附人格；西方强调征服自然，个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热情奔放，大胆追求世俗生活，注重享受生命，爱情至上。具独立人格。文化上的差异带来中西人在处理爱情问题上诸多不同点。
其一，表达爱情的方式不同。中国人含蓄、隐蔽，常常“借物抒情”“借景抒情”。《梁》中有一个著名情节——“十八里相送”，祝英台用了6个比喻暗示梁自己是个女人，但是梁山伯就是不明白祝英台的意思，这是多么可笑，两人同窗三年，情投意合，可在两人分手的时候，还没有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以致错过了求婚时机。西方人则炽热、明确，《罗》中，罗密欧在舞会上遇见朱丽叶，马上被其吸引，罗密欧邀请朱丽叶跳舞，两人情投意合，晚上罗密欧又爬墙到朱丽叶的窗前倾诉衷肠，于是两人决定一起争取自己的幸福。
其二，相爱的过程不同。中国人清醒、理智，先相知再相爱，梁祝同窗三年，引为知己，后来知道祝英台是女人遂生爱情，中国人把人为压抑自己的爱视为美德；西方人狂热、无顾忌，先相爱再相知，罗朱两人是一见钟情，对双方的为人并不了解。
其三，争取爱情的态度不同。中国人被动、无力的。梁祝两人自觉不自觉地承认封建伦理道德，他们也认为私定终身是不对的，需要明媒正娶。父母之命也是不能违抗的，所以他们在知道祝英台订婚给太守之子之后，别无办法，根本没
有抱着反抗的意思，只能听天由命。西方人则主动、毫不妥协地，罗密欧杀死表兄，第二天就到教堂私自结婚，根本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
其四，悲剧成因不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社会悲剧。他们肯定传统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地婚姻制度，最终双双徇情。《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个人悲剧。罗密欧的急躁性格，偶然事故产生了悲剧，如果神父的信能顺利到达罗密欧的手中，如果罗密欧没有自杀，等到爱人醒来，悲剧就不会发生。
其五，结局不同。《梁山伯与祝英台》结尾是大团圆，梁祝化蝶，虽死犹生，这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但有违悲剧的本质精神；《罗密欧与朱丽叶》结尾是彻底毁灭，真正意义上地悲剧。
8、比较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思想性格
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笔下创造出的两个人物——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产儿，他们的思想性格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典范。年轻的哈姆雷特曾在德国人文主义中心威登堡求学，人文主义的教育使他认识到人的伟大，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平等待人，追求真正的爱情，当他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后，他的思想更深邃了，他不停思考，他看到社会的黑暗，他的复仇不仅仅是个人恩怨，更是要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文主义理想的社会。堂吉诃德虽然不善于思考，但却以自己疯狂的举动实践自己拯救乾坤的思想。“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恩不能被打败”。勇敢面对失败，不失人的尊严，这种对人性的高度赞扬正是人文主义的要义，他有美好而崇高的信念——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正是与中世纪骑士的区别所在。另外，他清醒时是一个谈吐高雅、学识渊博的学者和人文主义的热情传播者。
两者在同社会斗争时，在某一时期都采用了疯癫的方式，这是历史的必然。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从“快乐英国”的“黄金时代”笔直堕入“黑铁时代”。人际关系冷漠，金钱成了联系人际关系的纽带，而此时的西班牙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盘剥人民，用宗教钳制人民的思想。
他们变革的思想超越了时代，周围的人无法理解他们，哈姆雷特是孤独的，他只能独白、自语，黑暗的现实压得他透不过气，他只好以发疯的形式倾吐心声。堂吉诃德的周围的人都是爱他的，但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
两者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他们的失败说明人文主义理想的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