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的非洲犀牛角“鱼子纹”或“鱼卵纹”的直径在1mm-1.5mm左右，这也是非洲犀牛角一个生长层的厚度。在正常条件下，非洲犀牛角的“鱼子纹”肉眼明显可视，作为中心点的深色“粟眼”仔细观察也可视。而亚洲犀牛角从身高看，一般在30多公分以下，小的仅10多公分，非洲犀牛角则普遍在60-100公分左右，最高达150公分;从底部面积看，亚洲犀牛角顶多雕个酒杯，而非洲犀牛角经常用来做碗、盘、盛酒器; 从重量上看，亚洲犀牛角鲜有超过1000克，普遍500克以下，而非洲犀牛角动辄3、4千克，重的7、8千克。两者无论从体积还是重量，都是巨人与侏儒之比较。所以，当亚洲犀牛角的“鱼子纹”体积相对缩小数倍后，肉眼已极难观察到，更别提看清只有几十微米直径的毛发的“粟眼”了。
由于犀牛角几乎全是胶原蛋白，在切割过程中胶质会粘连覆盖周围的生长层单位，造成进一步的观察难度，亚洲水犀角最具胶性，且小巧细腻通透，观测极为不易！其实所谓“粟眼”，就是毛发中心点的髓质生长素，一般呈深黑色。那里是犀牛癀的所在，也是犀牛角浓重气味及神秘药效的由来。说到“粟纹”和“粟眼”，我们不得不提及明初文物鉴赏家曹昭所著的《格古要论》“犀角出南蕃……其纹如鱼子相似，谓之粟纹，每粟纹中有眼，谓之粟眼，此谓之山犀”。曹昭果然是鉴赏收藏世家出身，形容恰当，用词严谨。古时“粟”泛指粮食，也专指玉米或小米。鱼子呈球形，直径一般在1-2mm，大的有3mm，
常抱团呈现。玉米粒个大，形状近长方，长边有8-10mm，用玉米粒形容显然不合适。而小米粒呈类球形，更接近胶原蛋白包裹毛发的单位形状，直径一般也在1-2mm，且小米粒中心有小点，所以用小米粒来形容比用“鱼子”更合适，因此曹昭说的鱼子形“粟纹”其实指的就是密密麻麻小米粒的形状，“粟眼”也就不难理解了，肉眼均可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曹昭能轻易看出非洲犀牛角
的“粟纹”、“粟眼”，我们当然相信。可是他的视力真能好到一眼看出细微的亚洲犀牛角的“粟纹”、“粟眼”么？
要知道曹昭生在元末明初，那时候可不像现代有各种电灯照明，有几百倍的显微镜用来观测。那么是曹昭在臆断么？不会，曹昭是鉴赏世家，所著《格古要论》对后世影响深远，虽有后人又行增补，却远未达到其高度。其实《格古要论》中提到了“黑犀”，也就是非洲黑犀牛，表明那个时候非洲犀牛角一直在明朝集市有交易买卖。那么，根据观察，曹昭也会注意到非、亚犀角除了在体形上差异巨大，其实是同一科同一纲，鼻上长角的只有这类生物，基本组织构造及成份相同。
所以，当轻易看清非洲犀牛角的“鱼子形连接状的粟纹”、“粟眼”时，曹昭也必可断定虽体积小若干倍的亚洲犀牛角也具有同样的生理构造！下笔才会有“神”！不过，曹昭在文中阐述的重点还是在“通花”识别法！至于有人说亚犀角的横切面确实有不规则纹路肉眼可见，那是确实存在的犀角“木性”横向生长纹路，即“蜂窝状组织”，
如同白色沟壑，曲折蜿蜒，由中央向周围扩散漫延，传输钙及其它微量元素。由于胶原蛋白被切断时与周边区域的粘连及覆盖，使原本生长层就细腻密集的亚犀角横切面纹理辨识困难。又犀牛角的主要成分是活性动物蛋白，取下来的犀牛角只要不经过蒸煮，它的动物蛋白细胞仍会继续分裂，陈放年久的犀牛角，外观颜色会逐渐变深，表皮也会渐渐脱落，且会随生长层龟裂，这样使横切面花纹更加斑驳多样，给人造成辨识错觉。但不论怎样，在光线合适情况下，用60倍以上的显微镜观察亚洲犀牛角横切面，只要视镜内满眼密密麻麻毛发尖点点，就又增
加了对真品亚犀角确认的把握！
其实，“粟纹”、“粟眼”并不是分辨犀牛角的唯一法则，唐代刘恂就并未提到过这两个特征，而是介绍了“通花”识别法，说明早在唐代，古人就以“通花”识别法为重，而轻它法。并且，亚洲犀牛角横切面的“粟纹”、“粟眼”实在细小难辨，刘恂也就没有详加描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除提到前辈曹昭说的“粟纹”、“粟眼”，更多提及的也是“通花”识别法，同样，他在对犀牛角的判别中和曹昭一样又进一步完善了“通花”识别法。李时珍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他踏遍大江南北，遍尝百草，以身试毒，治学严谨，不确定的事不会随便记载。《本草纲目》中关于“犀”条涉及的其余十多位古医药学家、鉴赏家、翻译家等，也均未提出关于“粟纹”、“粟眼”的论述，其中宋代药学家寇宗奭曰：“川犀、南犀纹细，乌犀有纹显露，黄犀纹绝少，皆不及西蕃者，纹高、两脚显也。物象黄、外黑者为正透，物象黑、外黄者为倒透。盖以乌色为正，以形象肖物为贵。既曰通犀，必须纹头显著，黄黑分明，有两脚润滑者为第一”，讲的还是“通花”识别法。可惜后世学医者唯以“鱼子形粟纹”、“粟眼”来判断亚洲犀牛角真伪，而不懂运用综合判别，使得原本“不堪药用”的非洲犀牛角只需煮软改造型就可轻而易举的仿冒亚洲犀牛角，反而使真正的亚洲犀牛角成了伪冒品，实在是犀角史上的巨大浩劫！现代某些人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将错就错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