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留。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历史的时期。这就是这座山对于史学家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它是一种境界。史学，历史的境界。一个画家来了，也看这座山，他可看不到地质构造，他看到这座山的美，一种自然的景观。这种景观是种巨大的审美意象。是吧？然后他有种冲动，把它画出来，这座山对于这个画家来说，意味着另一种境界。你反正都有种境界对吧。那么两个小孩子去了，又不是地质学家，又不是画家，又不是史学家，他到这座山上去看到什么呢？看到有几棵树，树上结了那个果实，他采下来吃，发现蛮甜的，这就是这座山对这几个小孩的意义。这几个小孩离开了这座山，回到家里，还惦念着这山上的果树的果子，想下一次再去吃它，好，我们谈境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吧。我们人生在世，因为我们是人，总得把我们的生活的许多事实和经历具有意义吧，什么意义也没有那和动物没差别。你吃饭只是果腹，那还了得，和动物一样。你知道你在吃法国大菜，你在享受着广东菜，那个境界来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所以我问企业家，你们现在是老板还是企业家，假如你对企业，这个企业最关心的是他的利润最大化，那和果腹一样。这个企业要不断的赚钱，也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吃饭，不吃饭就活不下去，企业不赚钱就活不下去，这道理没错啊。但是这毫无境界。我说你这个时候叫老板，绝不能成为企业家。因为你不是家。因为你没那个境界。那么他说我怎么才能让我成为企业家呢？我就打了刚才同样的比方，同样吃饭，人家老板也吃饭，你这个企业也吃饭，你要吃出味道来。吃出广东菜来了。或者吃出，扬州菜或者吃出法国大菜来，你要把你的企业办得有滋有味，有它一份意义。有他意义所构成的境界来，哪怕整个经济环境不好了，你这个企业不再可能达到利益最大化了，利润最大化了，你这个企业还活得好好的，只不过饭少了一点，但这个饭仍然是很精美的，那是广东大菜，我说这就叫企业家。然后他说，那么我的企业的意义，境界究竟哪里获得，我说这个问题要听一个学期的课啊，（观众笑）就听哲学课，你才知道你这个企业家，企业在社会生活当中你的意义在哪里。你这个企业为什么对于这个民族生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呢?它是一种象征一种境界。然后你可以离开，你可以退休，这个企业还活得很好，甚至于越活越好，那就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啊?这个企业你别把它看成是仅仅是离不开你的，你的作品。这和艺术家一样。艺术家创作他的作品之后，当作品完成之后，艺术家就自行消亡了。艺术家是艺术作品形成的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最后作品陈列起来，然后这个通道就自行消亡了。因为这个作品有自己的生命力。假如我写一首诗，给你看，给大家看，大家看了以后，我就很想听反应是吧，大家看了以后不知道在说什么是吧。然后我就给他解释这首诗我想说什么。你们听过我解释后发现我讲得很深很大，讲得蛮有道理。但是假如我写得这首诗的意义总依赖于我对他的不断说明的话，它是失败的，它是真正的失败。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需要我对它解释，不需要一个诗人不断地对他的作品做解释他才能活着，不行。同样，企业家和他的企业的关系也是这样，当这个企业成功了，作为一个自身有生命力的东西在的时候，企业家能不能让开一步，让它怎么活，你看着它。所以这是一个比方啊。
来看我们这个人生，假如我们就在善善恶恶甚至还低一点，只是在利害得失这两个境界中生活的话，那么我们不会创造一个更高的意义来，这个天地境界何以，什么叫天地境界，这就是要讲哲学啊，哲学在讨论什么，在论道，论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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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在哪里，首先要揭示谜底是吧。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你道可以去说他，一说出来就不是那个道，换言之，道不可言说，但人类一直在说，说了几千年，那叫哲学的历史，中国有一部哲学史，西方也有一部哲学史，中国人论道论了几千年，西方论道也论了几千年。那么，怎么论道的，道究竟是什么？要下定义很难，我们要去体会，你比方说，中国人有国民性格，欧洲人有欧洲人的性格，我们的善善恶恶，我们的伦理尺度，我们的善恶标准，是非标准都在我们的身上，这叫我们的文化属性。
同样一件事情，一个老外看到了，他的善恶标准，是非标准和我们中国人看到的不完全一样对吧？于是，我们的国民性格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文化属性。但这个文化属性来自哪里，这是哲学论道所要讨论的。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文化属性是不是已经消失了或者和西方人差不多了？年轻的一代经常以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作为中国人这样一个文化属性好像已经很淡了，或者基本上要消解掉了，其实绝非如此。我曾经问过我王德峰自己，我算不算中国人？照理我应该不算了，为什么呢？我从78年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读哲学本科，到现在30年，学哲学，主要学西方哲学。我满脑子西方哲学的观念，对某些哲学学派还非常得佩服、认同，比如说对康德对黑格尔，那么有一天我突然想我是不是基本上等于西方人了？我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怎么问法呢？其实很简单，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儿子今年高考，考那所大学。那所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公布了，我儿子的成绩也出来了，两者一比较，发现少了2分。我就问我王德峰自己，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面对这样的结果，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把我儿子找到跟前，谁让你少两分的？咱们遵守规则吧。我心里明白这肯定不是我的第一反应，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啊？赶快想办法，怎么叫想办法？找人。找人干嘛去？破坏规则去，（鼓掌）虚构的。这虽然是虚构，我倒是扪心自问了，那么我继续虚构，假定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儿子所要报考的那个大学的招办主任是谁啊，从小跟我在一起，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你的童年和少年的友人是吧，现在他正好在这个大学做招办主任。我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是吧，他听到我在电话里面讲这件事情，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对我的意图毫不反感，相反觉得义不容辞。他心里想，我跟你什么关系是吧，更何况是你儿子的事情，他去努力了。大概努力了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过来了，我一听这个电话知道事情大概不好了，为什么？他的口气不对，充满沮丧，他跟我讲：今年我们这个大学破格录取的名额的使用权上升到副校长级别，我搞了两个礼拜终于没搞定。他告诉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他心里充满内疚，他觉得他很对不起我.大家想想看我在描写的是不是古代中国人，不是，是当下中国人吧。那个我虚构的朋友好不好？太好了，有情有义啊，假如他第一次听到我这个电话的事情的时候，他只当听不懂，我心里肯定要骂他了，我碰到外国人了，这时候，外国人肯定是个贬义词是吧？我碰到外国人了，你说怎么办？我碰到的是个有情有义的中国人，很好的中国人。请问我们身上作为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属性在不在？在。我们平时就这样生活。
请问这个文化属性来自哪里？那要论道才能讨论明白。西方人不这样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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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和中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差别极大。我再讲个正式的事情。也是个美国的哲学教授到我们这里来作访问学者。我以前做过几年副系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哲学系的副系主任，那么这种事情就是由我来负责接待。安排他做学术讲座，安排他讨论，然后完了要回国，要尽地主之谊，陪他在上海游览一下市容，然后晚上请他吃顿饭，明天送他上机场对吧。这样的事情我做过多次了。有一次就是个美国的哲学教授，他第二天要回国了，前一天我就带他在上海马路上逛。我们一起在走，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边上，他突然停下来，指着这个十字路口边上那个穿制服的人问我，这个人是不是警察？我看了（一下），不是警察，是交通协管员。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后来我就灵机一动翻译成警察的助手。他就问我，他站在那里干什么。我说维持交通秩序。他听了非常惊讶，他说，交通秩序难道要他维持么？我说，当然。然后他说，红绿灯不是安装在那里吗？上海的市民知道不知道红灯表示停止，绿灯表示通行。我说，全知道。全知道他还站在那里干嘛！我说，知道是一回事，遵守与否是另外一回事。他更加惊讶。他说这怎么可能是两回事呢，然后我说我们别讨论了，我们回头再去说。这是哲学问题啊。这真是哲学问题啊。我们今天中国人相信中国许多困境和危机的解决，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是吧，我们体制要改革，我们要建立健全的法制社会，我们都相信制度解决一切问题对吧。但是我们刚才的例子，最简单的，交通规则是最简单的制度对吧，它老早就有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交通规则，最简单的制度，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所以假如我们向社会学家出一个题目，就今天的中国人在多大意义上西化，在多大程度上西化，社会学家很愿意接受这个课题，他说我有办法研究的。他什么办法啊，分析调查、问卷调查。他设计一份问卷，一共出十道题目，每一道题目都关系到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是非标准、价值判断。对每个情况他都给出四个choice，a、b两个choice选项代表西方观点，c、d代表中国观点。好，一千万份问卷发下去，然后他再回收，是吧。社会学家就这样工作啦。回收，回收以后他要做统计，他在做统计之前我就跟他讲，你不必统计了，我可以告诉你结果。我可以告诉你选择a、b两项，即选择西方标准的肯定百分之九十以上。你相信不相信。结果他一统计果然如此。各位相信么？今天我们中国人在讨论自己国家的现实问题的时候，牵涉到是非善恶正义非正义的区分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不对，我们看报章杂志看互联网的讨论就知道了。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概选择a、b两项西方观点。然后这个社会家一统计，宣布他的研究结果，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变成西方人了。请问，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能不能相信？不可信。还是我刚才虚构的，我扪心自问，这个事情不可信对吧。
可见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社会科学的问题，（而是）哲学的问题。社会科学无能为力，对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法治社会的前提是什么，法律制度、执法机构，加上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那叫法学研究，就这三样东西对吧。这三样东西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有。法律制度老早就建立好了，执法机构遍地都是，公检法，我们的理论研究有没有，重要的大学都有法学院。对吧？一批法学工作者辛勤工作，翻译介绍西方法学理论，来帮助中国的法制更加完善，但是我们法律的条文不断地在出现，遍地都有执法机构，但中国是不是离开法制社会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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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倒是相反，更远了。我这个判断可不是胡说，我们只要留心一份报纸就够了，《报刊文摘》，我最喜欢读这份报纸。因为这个《报刊文摘》的编辑，他专门好像要寻找各种报纸上面报道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许多事情，你看这个《报刊文摘》有时候你会触目惊心的。许多地方的公检法你都不知道它是谁开的。有一个法院的判决17年之前就做出了，这个法官现在已经退休了，这个法院这个判决还没得到执行。这样的例子发生在湖南衡阳。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你说我们离开法治社会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远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制度，也不是没有执行制度的机关，都有。所以这个问题你请法学家来回答，他回答不了。因为要回答一个法制社会的前提问题。法制社会的前提是什么？独立人格，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成为法权主体，那么请问独立人格来自哪里？这样的事情就大了。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相信，我已经认识到制度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就觉得我读四年哲学收获很大。一部近代史告诉我们，我们不断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但中国一如其旧。发生过维新变法运动，要引进君主立宪制失败了，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引进了民主共和政体，形式上成立，实质上失败。终于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国民改造是根本对吧，于是发动启蒙运动，要把中国人塑造成独立的人格。所以我相信启蒙是最重要的。
我八二年毕业的，1982年毕业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了，我当时以为我比邓小平还想得远一点。改革开放很好，但是还有一些更根本的事情马上要去做，那就是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继承那五四没有完成的任务，要在中国遍地都是独立的人格，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光明的前途。我这样想是吧，那不光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当时上海学界的老前辈王元化也这么想。他发表篇文章在一个杂志上，标题叫《呼唤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英雄所见略同。我带着新启蒙的信念，大学毕业了，分配了工作，到一家出版社，我要离开复旦了。还没有离开复旦，行将离开复旦，碰到件事情，根本上动摇了我新启蒙的信念。什么事情呢？迁户口的事情。因为我上海人啊，我读书的时候我的户口在复旦，那叫集体户口，我毕业了以后我的户口就要从复旦迁回到我父母所在的街道对吧。这样的一个户口的正常迁移的权利呢，我去那个派出所，找同一个户籍警，去了三次，都没迁成，他就刁难我。我当时非常惊讶，为什么惊讶你知道么，当时有各种票子啦，八二年的各种票子都在，粮票油票布票，还有烟票，我又学会了抽烟。那个烟票都跟着户口走，可是户口在哪里啊，在我口袋里，要带着那户口？那我就慌了你知道吧，因为年纪轻嘛，胃口特别好，一个月给我吃30斤是远远不够的，最好40斤。那么我父母的口袋一个月定量供应25斤，我回到我父母家里，吃他们的口粮，这怎么行是吧？所以我心事重重啊，被一个中学同学发现了。他说你好像有心事，我说是啊。他说什么事啊，我说迁户口迁了三次没成功。他想了一想就问我，那个户籍警抽烟吗？我说好像看到他抽烟的呀。抽烟就好办了。我说怎么好办呢？他说这样，我借两张烟票给你，你买两条大前门送过去，事情一定帮你解决。大前门当时是好烟啊，要用烟票买的啊。我一听我说我怎么好做这种事情啊？我为什么要送烟给他啊？我送烟给他就是对他俯首称臣啊，那我变奴才啦。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身上的奴性要改掉，我们要做独立的人格，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坚实的基础，也是今天我们应当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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