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法律制度
一、法律指导思想
（一）、唐初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唐初的统治者认真总结并吸收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的结论。在“先存百姓”的思想指导下，又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其基本要点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老百姓在丧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唐初的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还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法律制度。
唐初统治集团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1、奉行“德主刑辅”（德本刑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从法律思想史角度看，礼与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话题。早在西周初期，鉴于“率民事神”的殷商“神权”政治的覆亡，当时的统治集团就敏锐地感到“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从而提出“以德配天”和“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和法制指导思想。这种殖根于宗法社会的“德主刑辅”思想，成为后世儒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源泉。例如，儒家思想的万世宗师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及至汉代，大儒董仲舒更在“天人感应”与“阴阳”学说（神学目的论）的总体框架下阐述“德主刑辅”的道理，认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注：[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并且认为：天，亲阳疏阴，任德贱刑；所以竭力主张“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天辨》。）的法制指导思想。唐朝法律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大抵不出这一范围。
《唐律疏议·名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1）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根本，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而以刑罚制裁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2）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刑罚虽然是辅助手段，可也是不能缺少的。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缺一不可。
（3）核心是儒家思想中提倡的“宽仁治天下”
所谓德主刑辅者，实质上就是礼刑并用，相辅相成。
（1）、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一准乎礼”后人对唐律的评价。 （2）、礼的基本原则直接入律。如不孝的内容。
（3）、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汉以来的春秋决狱宣告结束。 （4）、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统观《唐律疏议》，礼完全溶化在律文之中，不仅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容；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礼法结合在《唐律疏议》中已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的法律化已接近完成。
2、在立法上采取约法省刑。（约法省刑，务在宽简）
所谓“宽”即宽平，要求做到减轻刑罚；所谓“简”即简约，要求做到立法简明。早在高祖李渊时，就以“务在宽简”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武德律》贯彻“务在宽简，取便于时” 。及至太宗即位以后，又明确提出：“用法务在宽简”。宽与简，是唐初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贞观修律贯彻宽简原则“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李世民贞观元年下达“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
3、立法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所谓保持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在立法时应当审慎，不轻易的制定新的法令；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要坚决的执行，不能轻易的改变和废止。
如李世民 “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 “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以隋为鉴，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4、严格守法与执法，一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