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训诂范围的扩大
注经——注经史子集
史：晋·徐广《史记音义》、宋·裴骃《史记集解》、吴·韦昭《汉书音义》、齐·陆澄《汉书注》、陈·姚察《汉书训篡》及《汉书集解》、隋·萧该《汉书音义》、晋灼《汉书集注》等。徐广把《史记》的不同字句记录下来，写成《史记音义》十二卷，在此基础上，裴骃作《史记集解》。《史记集解》常引用前代文献来补充史实，对旧注不够明确或有疑义的地方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论证。
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与《史记集解》并称为“史记三家注”。
唐颜师古《汉书注》，采用集注体裁，采东汉训诂大家及隋以前的注释，堪比考异，
辨伪存真。基本方法是汉人注经的方法，校正文字，复原史实，后辨析词义，标明假借，考察名物，解释辞例，揭示辞例。（《三国志注》、李贤《后汉书注》也是史部） 子：道家之注较多。《老子》、《庄子》。张湛《列子传》。纵横家有魏晋皇甫谧《鬼谷子注》、小说家有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兵家曹操《孙子兵法注》、贾诩《吴起兵法注》。五行类李氏《九宫经注》。医方有吕博望《皇帝众难经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雷公《神农本草集注》 （唐几乎将所有子书都注了） 集： 郭璞《楚辞注》及《子虚上林赋注》； 皇甫谧《参解楚辞》； 罗潜《江淹拟古诗注》； 李善《昭明文选注》； 郦道元《水经注》 《昭明文选》部分篇目原有注，《文选注》“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者，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李善采用“征引”的体式，此体式少对词语进行正面的训释，而是提供一个在此前词语出处的语料及解释。因为文学作品的训诂不同于群经诸子，意境和词藻之义难指实，是可意会不可言传。“举先以明后”、“或引后以明前”。《文选注》本身的文学色彩亦浓。
《水经注》是文学色彩浓的训诂文献。解释水名及地理谓之，征引各种资料记叙水域附近物产建筑、人文风俗及奇闻异事。价值超经文本身。同时《水经注》是较早的专科训诂，共名物考证注重实验和史记，对后世的实学派训诂有一定影响
3. 集注、集解的出现与字书、韵书、义书的分立。
标志训诂篡集工作的分化。魏晋以来，篡集的形式多样，内容也各有侧重。首先出现了集解式的注释书，即将注解同一对象的不同训诂材料汇集到一起，可单独成书，也可随文附列。有些集解式的训诂只是篡集旧说，不参与自己的意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解10卷，《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等。多数集解类书除了聚集众说，还要评判得失，论断取舍，甚至加入自己发明。《史记集解》、《汉书注》、《论语集解》便是。
在集注和集解中，有特别的“音义书”。把各种注音和解释搜集，按一定体例编篡成书，便于训诂应用。如《经典释文》，释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这种书注解的对象往往不是一经一典，故与“集解”专释一书略有不同，但与汉代“雅书”体例有异，因其为随文摘录，并未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
《经典释文》共30卷，第一卷序录可看作全书的纲，包括序（著述原因）、条例（书的编纂方式）、次第（所收各书的安排顺序和理由）、注解传述人（各种经典的传授源流及注家）。第二卷以此集录有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部经典的音义材料。这些材料不是毫无选择的堆积，篡集往往有所取舍，并出己意。
佛教传入后，教徒采用“音义”的方式解释佛经，注汉语的词，也解释外来词。《一切
经音义》和希 《续一切经音义》
· 字书、音书和雅书分离，各自发展
文字类的篡集编排如张揖《字诂》、晋吕忱《字林》（清任大椿《字林考逸》），梁顾野王《玉篇》。
也有收集俗子、难字、杂字、错字、异体字等加以训释的书，张揖《难字》和《错误子》；沈约《俗说》；王劭《俗语杂字》；李少通《俗语难字》； 段仲堪《常用字训》
也有统一书法、规正文字的字书。隋曹宪《桂苑珠丛》，颜师古《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武则天召人编写《字海》 · 音韵学是魏晋兴起后与训诂相关的独立学科。
汉末根据梵文的发音原理发明了反切注音法，魏晋人继续研究，产生声韵专书。魏·李登《声类》是最早的一种，后有吕静的《韵集》、李概的《音谱》、王该的《五音韵》、周研的《声韵》、沈约的《四声》，但都亡佚
隋陆法言参酌诸家声韵，创出《切韵》，韵书的体例规模宣告确立。《声类》是由训诂书向韵书的过度形式，而后，声韵的研究与诗赋文学的创作结合，韵书的编纂就不在再受训诂体例的束缚，而以韵为纲统领文字，并以声韵的分析及韵字的归部为主要目的，这就脱离了文字训诂之学，《切韵》则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
至唐·孙偭增广《切韵》而写《唐韵》，释守温制出36字母，音韵学从文字学彻底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学科。
· 雅书
雅书发展不大。郭璞为《尔雅》作注或作音外，篡集式的词书只有有《小尔雅》、《广雅》。《小尔雅》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成书可能在魏前，但原书亡佚，今本是后人取《孔丛子》11篇单行。全书13章，都用“广”字名篇，表明是为补充《尔雅》而作。魏张揖撰《广雅》，也是为了增广《尔雅》。《广雅》共收名物训诂2343项。“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
四、 宋元明时代——训诂变革期
对汉唐充满怀疑，力求摆脱汉唐，纷纷另创新说。桂馥“尽破古人之藩篱者，其在赵宋乎”，王宁以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理学的兴起。“经”为“理”用，穷理尽性，横发议论。以“理”作为高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判断是非、衡量搞下的标准。理学兴起，经学训诂的治学风气和方法发生重大变化，疑古创新之风盛行，附会义理之法勃兴。
二是训诂工具的改进，为疑古提供了客观依据。一方面是钟鼎彝器。古文字学的发展。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及无名氏《续考古图》、《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等古器物文字著作。 一方面是吴棫取古代韵文如《诗经》、《易经》、《楚辞》等以求古音，据古人用韵以求《广韵》206韵的古音分合，开创了古音的研究，著有《毛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稍后郑庠《古音辨》，明杨慎《古音丛目》都集成吴棫的方法，推进古音学发展。
宋明的疑古还有改动经书原文，不信汉唐旧注而代之。欧阳修《易童子闻》，认为《易
经》的“十翼”是假的；司马光怀疑《孟子》不是孟轲的作品；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不用“三传”，只顾发挥“大义”。皮锡瑞：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
表现在字学训诂，不信《说文》，常用自己的“理据”。王安石《字说》和王圣美的“右文说”是典型代表。《字说》共20卷，按韵编排。该书分析文字构造意图，间有推求语源的性质，其说解或依据儒家文献，或来自佛经，大都不符合造字之初人们的思维规律和思想观念。依政治势力推行，遭苏东坡、杨时的批评。王圣美《字解》，不传。“右文说”见于沈括《梦溪笔谈》。
1. 疑古创新
毫无根据怀疑一起，空衍私说。打破汉唐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局面。不否定这种创新的精神。但缺乏求实的精神。陆九渊“学荀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就文字学二轮，唐兰认为宋代进步有而：一是古文字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二是文字构成的理论和六书的研究。只是当时的材料不多，抛开《说文》去另搞一套，是难以成功的。王安石“会意”法解一切文字，不可信从。
宋人仿照唐人编撰四种义疏。刑昺《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尔雅正义》和孙奭的《孟子注疏》，此四种注疏和唐代九种注疏合称为十三经注疏。朱熹《四书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同样有名。通释语义的专著有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王洙、司马光《类篇》，王安石的《字说》。这一时期出现一些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著作和研究外国语言的著作，如《蕃尔雅》、《羌尔雅》、《天竺字源》
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以儒学统一佛道，通过注释经书阐发理学，继承传统训诂的基本原则。他注重字词本身的训诂，主张以训诂说经，强调前人的传注笺疏等资料。《诗》多采《毛传》、《郑笺》，《楚辞》多用王逸旧说，《论语》多据何晏《论语集解》，又多从《说文》。守旧注以治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还有一点为人称道：“解经当取易晓底语句解难晓底，不当反取难晓底解易晓底”。同时朱熹还利用当时兴起的古文字学材料，开创出以出土文献证传世文献的训诂新方法。朱熹同样也有强经就我、空衍义理恶毛病
2. 明末训诂的进展
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继承《说文》系列字书的传统，而在编排和解释方面有较大改进；
朱谋玮《骈雅》、方以智《通雅》虽属雅书系统，但《骈雅》将《尔雅》、《广雅》之释训扩为专书，开创以偶释偶的复合词专书体例。《通雅》则突破《尔雅》的范围，以经史为主，兼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广博近乎类书的大型词典。
陈士言《俚言解》、张存绅《雅俗稽言》、李实《蜀语》都是对方言俗语的研究。
黄生《字诂》和《义府》是综合性的训诂成果，解字、注释经史子集等文献，都引证精详细。
总之，宋元明疑古创新是主要特色。毫无根据的疑古和随心所欲的创新，基本上否定和割裂汉唐朴学传统，但同时结合创新精神，产生朱熹此种大师。
元代：直解（用口语直解）
《大学》、《中庸》《孝经》直接 四书集注直解
对经书解释无太大意义，但对口语材料很有用。
五、 清代——训诂复兴期
训诂学从文献学中游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清代开始，由两汉道明代，大多是经籍已经被注疏，后人无必要再作。另外历代学者的探讨使小学研究神话，对汉文字的性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认识德较为清楚。从顾炎武开始，到乾嘉时期，一直致力于文字古义等。指导思想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 (一) 复兴的原因
王力：以为清儒躲避现世，走向考据，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一是资本主义萌芽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原因。其次，西洋科学的发达有间接影响。二是一脉相承的师承。江永、戴震都学过天文学。清代研究“汉学师承”很有道理。就小学而言，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章炳麟——黄侃。三是学风。商讨学术的风气。
清代训诂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科举与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出路在努力学习八股文，准备应试以及埋头研究经史。
同时还有语音学和语法学的进步也促进发展。
(二) 复兴表现
惠栋《周易述》、阎若據《古文尚书疏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毛诗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陈立《春秋公羊义疏》、柯邵忞《春秋榖梁传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梁玉绳《史记志疑》、沈钦韩《汉书疏证》、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间诂》
通释性：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戴震《方言疏证》、胡承珙《小尔雅义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朱骏声《语言通训定声》；
有仿效《尔雅》编著的：吴玉搢《别雅》、洪亮吉《比雅》、夏味堂《拾雅》、史
梦兰《叠雅》、陈奂《毛诗传义类》、朱骏声《说雅》；
有集古代传注汇成以编：阮元《经籍篡诂》、俞樾《群经平议》、《诸子平议》
有贯通音义，探求词语源流的：戴震《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