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升值并不能带来中国贸易失衡的显著改善（李宏彬等，2011）。本文则从中美双边贸易结构出发，提出一个新的视角：中美贸易失衡，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出口太少”。
通过对中美贸易数据的分析，我们证实了两国贸易中确实存在一个“反比较优势之谜”，即美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的出口相对较少；在美国比较优势越大的行业，对中国出口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越少。这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变得更为显著，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同步发生。该数据模式与标准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并不相符，值得认真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这一违背比较优势的现象，本文将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结构进行了对比，用数据说明了中国在美国出口中的特殊性。随后，本文基于Eaton and Kortum（2002）建立了一个多部门双边贸易理论模型，并利用1989-2008年中美21个行业的贸易数据，利用计量方法对“反比较优势之谜”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各行业的生产能力、运输成本、关税和要素密集度等因素后，美国对华出口的“反比较优势之谜”依然存在。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的稳健型检验中仍然成立。
基于数据和实证结果，本文认为，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并没有大量对中国出口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则需要更进一步地对两国经济结构和政治博弈进行分析。首先，中国在全球加工贸易产业链中的特殊位置，可能造成中国向东亚国家而不是美国直接大量进口较高技术产品或中间品。其次，Berger et al.（2010）通过对美国中情局在外国活动的信息，证实了美国对部分国家的贸易，由于政治的原因，并不遵从比较优势原理。同样，政治或者政策上的因素也可能解释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反比较优势的特点。当然，证实这一点需要大量数据，本文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此。但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政策对解决
美中贸易的失衡确实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据报道，美国政府也正在考虑放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⑨再次，中国对“自主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产业政策，也可能是造成“反比较优势”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2008年占美国全部出口的份额仅为5.5%，尚存很大提高余地。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对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