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秦统一以前，由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集体编纂的。全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后又简称为《吕览》，一共有二十余万字。《汉书?艺文志》称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为“杂家”，即认为它是先秦以来阴阳、儒、墨等各家的折衷和调和。《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就是博采众说，为当时秦国正在进行的统一天下的活动作理论上的论证。这部书文字朴素简练，和先秦其他的子书一样，有不少地方都是借用寓言故事来说理，因而富有文学的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和遗闻佚事。
2．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亦限期缴出烧毁；有敢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的以吏为师。次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坑死在咸阳。史称“焚书坑儒”。
3．《过秦论》：散文篇名，西汉贾谊作。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篇。“过秦”是指责秦政之失。作者详细论述秦王朝迅速为农民起义所推翻的原因，旨在作为汉兴之后接受历史教训、巩固统治的借鉴。文中对秦政的苛虐有所暴露。 4．汉赋：汉代流行的文学体裁。吸取《楚辞》、荀卿《赋篇》体制词藻、纵横家铺张的手法而形成。有小赋和大赋之分，小赋多为抒情作品，大赋多写宫观园苑之盛和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在篇末有时寄寓讽谏之意；间有辩难、说理之作。为当时统治者所喜爱。
5．辞赋：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体裁之一。“赋”作为文体名称最早见于荀子的《赋篇》，《诗经》、楚辞、先秦散文都是赋的源泉，其中楚辞的影响最直接，故称辞赋。两汉辞赋盛行，经历了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的演变。它的文体是诗和文的综合体，其基本的一些文体特征：1、从音律上说，有音节而不入乐，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2、从体式上说，骈散不拘，韵否不定。类似散文、骈文、韵文之混合；3、从风格上说，善于铺陈夸饰，《文心雕龙》所谓“极声貌以穷文”；4、从组织上说，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便于反复渲染，驰骋铺张；5、从功用上说，继承儒家诗教传统，重视讽谏作用。六朝骈文盛行，抒情小赋也演变为骈体赋，抒情和描写功能更强。
6．骚体赋：汉赋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从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当时的社会是“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从当时诸王纳士和著书的情况来看，西汉初年的文化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是追随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而在形式上与楚辞比较起来初有转变，但是不大。这时较有成就的作家是贾谊、淮南小山和枚乘等。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淮南小山有《招隐士》，枚乘有《七发》。
7．散体大赋：汉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约二百多年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多，尤其武帝、宣帝时代，汉赋达到鼎盛。这个时期的赋作，内容大都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一方面夸耀国势和一时文物之盛，充满了自豪的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享乐的行为流露出某些不满，进行委婉的劝谏和讽刺，所谓劝百而讽一。主要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是《子赋虚》、《上林赋》；扬雄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等。班固有《东都赋》和《西都赋》，合起来叫《两都赋》。大赋
8．抒情小赋：东汉中叶以后，是汉赋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汉赋从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上都开始有所转变，那就是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专以铺采摛文的散体大赋开始衰微，而反映社会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这一转变，主要是因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张衡是这一转变开始的代表作家，其后有蔡邕、赵壹、祢衡等人。《归田赋》是张衡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赵壹《刺世疾邪赋》也很有名。
9.纪传体：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史书体例，他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网络，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公元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最具文学价值。《史记》的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以类相从的原则。在传记的体例上，有单传、合传、类传等类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10．互见法：是《史记》传记选材写人的方法。司马迁写人物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为了既不伤害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作者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用以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如在《留侯世家》中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又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噁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这个人物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之口说出。
11．《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著，共一百三十篇，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公元前104－前91年）撰成。后其书有缺，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撰《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篇，又附缀武帝天汉以后史事。司马迁职居史官，据《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再加以实地采访的资料，取材丰富。记事起于传说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共三千年左右，尤详于战国、秦、汉。体裁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其中《陈涉世家》肯定陈涉起义的作用；《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记述了少数民族的活动，都是本书的优点。对部分历史人物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12．鸿门宴：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占秦都咸阳后，派兵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四十万大军攻入，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叔父项伯调解，刘邦亲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范增命项庄舞剑，欲乘机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常以身掩护。最后樊哙带剑执盾闯入，刘邦始得乘隙脱险。这一段史实由于司马迁《史记》的精彩描述而流传不衰，成为后代小说、尤其是戏剧的优秀素材，不断在舞台上搬演。
13.《史记》三家注：《史记》唐代以前的三家最重要的注本，分别是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14.《汉书》：东汉班固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创始于其父班彪继《史记》而作的《后传》，彪死，班固整理补充，撰成本书。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未成稿，由班固的妹妹班昭和马续续成。本书体例大略与《史记》相同，惟改书为志，废世家入列传，并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准绳。本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它叙述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历史。本书包举一代，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资料。其精华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述，由此全面地展示了西汉盛世的繁荣和时代风貌。其中李陵、苏武的传记酣畅淋漓，悲壮沉郁，可与《史记》名篇媲美。《汉书》的笔法严谨有法，形成了与《史记》截然不同的风格。
15.乐府：“乐府”有二层含义：一是指古代音乐官署，“乐府”一名始于秦。秦及西汉惠帝时均设有“乐府令”，武帝时的乐府规模较大，掌管朝会宴飨、道路游行时所用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和乐曲。哀帝时废除，从此乐府机构消失。东汉的黄门鼓吹署的职能大体相当于乐府。二是诗体名。魏晋以后，把乐府所唱的诗也称“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构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后人因此把词和散曲也叫做乐府。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按照音乐的不同，将乐府诗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这个分类为后人所遵从。汉代乐府诗的精华是民歌，它们大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
16．《孔雀东南飞》：此诗最早见于陈朝时每个人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题作《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后人常取此诗首句，称为《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也是中国叙事诗的代表作。它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因受到礼教迫害而被迫分离，最终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深刻揭露和鞭斥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对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寄予同情和赞扬。诗的结尾以幻想的形式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予以描绘和歌颂。作品展现了很高的叙事技巧，人物刻画曲尽其妙：刘兰芝的贞刚、焦仲卿的温厚、焦母的霸道、刘兄的势利，无不入木三分。此外，个性化的对话和恰如其分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活。情节双线交叉，结构谨严，剪裁得当。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发展到了高峰。本篇在《乐府诗集》中属《杂曲歌辞》。
17．《古诗十九首》：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标题，包括东汉末无名氏所作的十九首五言抒情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因其相似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而被编辑在一起。其题材不出乎游子思妇的离情别思与失意士人的羁旅愁怀、坎懔之悲。其主题紧紧围绕着人生短暂和对死亡的忧惧而展开，诗人或渴望青春爱情，或渴望功名和物质享乐，从
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都是为了达到战胜死亡的目的。其艺术表现手法既继承了诗、骚的比兴传统，又吸取了汉乐府五言诗的长处。总之，哀婉、感伤、忧惧和狂放的情感以及沉重的人生哲理思索及其率真的表达，都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故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
18．建安风骨：又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继承《诗经》、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末的大动乱、大分裂，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统一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诗歌的情感基调慷慨悲凉，语言自然明白十分流畅，成为后世诗歌创作推崇的榜样。南朝梁批评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也盛赞“汉魏风骨”，李白并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赞赏诗句。
19．建安七子：“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其中，除孔融年长，去世又早，其散文虽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但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其他六人则年龄接近，是邺下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既具有建安风骨的时代特征，又具有各自独立的个性特征。王粲被誉为“七子之冠冕”，刘桢的五言抒情诗成就亦较为突出。
20．竹林七贤：是正始中期以后形成的林下谈玄的名士文人群体。《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间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志?嵇康传》裴松之注引）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对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七贤的政治立场和处世方式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21．左思风力：左思《咏史》八首无论是抒写志向怀抱、愤懑反抗，还是写自己的遗世高蹈、大彻大悟，均能古今融合，气势雄健；直抒胸臆，慷慨淋漓，笔调挺拔，辞采壮丽，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与以潘、陆为代表的繁缛雕饰之风迥异，表现了鲜明的创作个性。不但对咏史诗的题材有极大的开拓，而且他这种“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独创表达方式，对后世咏史诗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左思的诗歌继承了建安诗歌的风骨，被誉为“左思风力”。
22．田园诗：这一诗体是因其题材得名的，内容以歌咏农村景物或农民、牧人、渔父的生活为主，格调恬静悠然。东晋陶渊明的一些诗歌，被称作“田园诗”的代表作。其形成主要是诗人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抗争，从而退居乡野，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歌咏，流露出不愿同流合污，隐逸避世的思想情绪。其诗在当时虽然并无多少人追随，却直接影响到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兴盛繁荣。
23．山水诗：是指以自然山水景物为独立、客观的审美和描写对象的诗歌。曹操的《观沧海》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西晋左思的《招隐诗》和郭璞的游仙诗都写到山水的清音和美貌。这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客观上为后来的山水诗提供了艺术经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大谢（灵运385—433）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大量创作山水诗的第一人。他以其对自然景物纯客观的工笔精细描绘、繁富典重的风格开创在前，奠定了中国山水诗写实的雏形，对永明新体诗和后世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小谢（朓464—493）继之于后，以其白描写意、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和清新明丽的风格，发展和丰富了山水诗艺术。因为同样擅长山水诗创作，又是同族，故被后人合称为“二谢”。由于大谢追求在山水中体悟玄理，没有彻底摆脱玄言诗的痕迹，小谢则往往结尾滞涩，都显示出“有佳句，无佳篇”的遗憾。他们的创作受当时以及唐代诗人的热烈追随。
24．元嘉三大家：指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三人并列作为元嘉诗歌的代表，在艺术上各有追求：谢灵运追求清水芙蓉之美，颜延之追求典丽华赡之美，鲍照追求热烈浓艳之美。元嘉诗歌上起晋宋之交的谢灵运，下迄大明、泰始之交的鲍照。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开创者，鲍照则是文学史上第一位大量创作七言歌行体的诗人。元嘉诗歌新的特点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首先，山水题材大量进入诗歌创作；其次，诗歌创作由东晋的哲理化改变为重抒情，抒发了强烈的感慨；再次，元嘉诗歌出现了对不同创作个性的追求。另外，元嘉诗歌的新变还表现为诗歌形式的有意探讨。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学环境和士人心态的转变有密切关系。一是刘宋时代玄学在思想领域中已不占主要地位。二是刘宋皇室出身寒微，即位后用寒门掌机要权柄。
25.永明体：“永明体”是指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周颙发现了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规律，沈约、谢脁等诗人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中，结合汉魏以来的对偶、用典等修辞手法，讲究“四声”“八
病”等，以规范诗的声韵。这种新诗体，人称永明体，代表诗人有王融、周颙、沈约、谢眺。永明体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此后，诗即从自由状态开始走向格律化。
26．宫体诗：萧梁时代文风颇盛，志求“新变”（《南齐书?文学传论》）而思想狭窄贫乏，导致声色大开，出现了以表现宫廷生活庸俗内容的宫体诗。“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帝萧纲。宫体诗以描绘女性的体态、生活为重要内容，风格雕饰绮艳。宫体诗代表人物，梁代有萧纲、萧绎、徐摛和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陈代有陈后主及其“狎客”江总、孔范等人。
27．玄言诗：玄言诗发端自魏正始时代。西晋著名玄学家不善作诗，故只有少数诗人以玄言入诗。东晋中期是玄言诗的成熟和高潮期。东晋末叶，玄言诗已经式微了。玄言诗的特点在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味，纯以韵语敷述玄理，背离了艺术表现的形象、情感等原则。例如孙绰的《答许询》，满篇是道、神、玄风、蒙园等玄学词语，确乎“平典似《道德论》”。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启发影响了陶渊明来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
28．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温子升，是北魏文学成就最高者。他的诗歌本来具有北方质真朴野之风，但是他亦学习南朝诗风；邢劭，诗作慷慨悲凉，有魏晋之风，同时，邢劭又非常佩服沈约，他的诗歌今存十余首，多为模仿南朝之作。魏收亦多为模仿南朝之作。
29．志怪小说：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产生，是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的。是普通百姓表达理想愿望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的表达出来。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宣扬迷信思想，大谈鬼神妖异，神仙道术，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展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比较简略。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还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题为张华《博物志》、王琰的《冥祥记》等。志怪小说成为唐传奇的先声。
30．轶事小说：又称志人小说，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其盛行这与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社会风尚大有关系。由于清淡颇为社会所重视，所以记载名士清淡言论的志人小说便在社会上有了社会的需求。一些士族子弟要想获得声名而仕进，就必须学习名士的言谈和风度，而志人小说则起到“教科书”的作用。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还有有邯郸淳的《笑林》、葛洪的《西京杂记》、裴启的《语林》、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轶事小说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
31．《搜神记》：《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小说。作者干宝，原30卷，今本为20卷，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而作。内容虽然不乏神仙道术、鬼怪灵异的内容，但故事来源广泛，保存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32．《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逸事小说的先驱，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故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对后世的小说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效仿《世》的作品有：唐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宋王谠《唐语林》、明何俊良《何氏语林》、清王晫《新世说》等。
33．咏史诗：咏史诗的创作始自东汉班固，建安以后也有不少作者，但写法上大抵是实咏史事，略述感概。左思的作品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怀抱，以咏史的方式抒写怀抱，将咏史与抒怀结合，开创了咏史诗创作的新路，是咏史诗的一种新创，对后代诗人咏史之作提供了很好的范型，因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34．《玉台新咏》：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成书于宫体诗发展的高峰期。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 1卷，共为10卷。基本上是自汉迄梁的作品。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从内容的广泛性看，它不如成书略早的《文选》，但其收录标准自己的特色：其一、不选录歌功颂德的庙堂诗，弃深奥典重而取语言明白者，比较重视民间文学。如所录汉时童谣歌，晋惠帝时童谣等，都属这一类。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于此书；其二，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这一诗体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其三，选录了梁中叶以后不少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比“永明体”更讲究声律和对仗，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近体诗”的成熟过程，可以据此了解南朝末年诗和赋的融合以及隋唐歌行体的形成；其四，所选诗篇又有可资考证、补阙佚作用，如所收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