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科学主义的危险
科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世界的真相。但在这幅从大爆炸到基因的严整画面中没有哪里适合容纳我们的欢愉和悲苦，我们的道德诉求与艺术理想。事实上，科学研究要求排除这些，“建构这个物质世界的代价就是要把自我即心灵排除在其外”（薛定谔）。真和善似乎不得不彻底分离。科学越进步，感情、道德、艺术就显得越虚幻。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今人常谈到“意义的丧失”，这种局面是很多合力造成的，“科学的世界观”恐怕是其中一种重要分力。我们原以为自私和无私是重要的区别，贪赃枉法和清廉自律、贪生怕死和舍生取义不可同日而语，道金斯告诉我们，这些行为背后的基因选择遵从同样的机制。我们的行为由基因决定，基因反正都是自私的。社会生物学也许名声可疑，不过这不要紧，堂而皇之的显学经济学在原理方面和社会生物学初无二致。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3页）
科学家是非常冷静的人，科学家只问“是什么，为什么”，不谈“应该”如何如何，这是这一种非常可贵的求实态度。我国自古以来这种态度就相对薄弱，从孔子开始，我们满脑子都是“应该”如何如何，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把道德诉求放在第一位。比如“为尊者讳”，很明显是把“善”放在了“真”之上，事实真相如何倒成了次要的了。这确实是走了极端，所以我一直认为孔子未必中庸。
然而西方人的思路也会走向极端，另一个极端，只顾真，不管善不善，这也很麻烦。比如弗洛依德，“性”在他那里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据说佛洛依德本
人品德很好，忠于婚姻，并不乱来，可是因为他搞科研“冷静得入了迷”（鲁迅对弗氏的评价，极其传神），不论道德，只论事实，结果被性解放主义者当成了理论依据，搞得乌烟瘴气。以至于中学女孩怀孕者不乏其人，学校则开办“幼儿托管班”，甚至进行“母亲”培训，以体现“人文关怀”。这种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
我实在无法赞成这样的风气，愚以为这不属于“先进文化”。在我看来，如果西方在涵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不放松道德意识的培育，或许不会出现此种情况。过分强调道德必然造就大批伪君子，而过分强调科学则可能造成很多“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他们倒是不虚伪，然而真实得太吓人了。
我们必须承认学生的很多问题是客观存在，教师首先要接纳这个事实，不能满脑子都是“你不应该这样”，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我们在承认事实之后，有些事也要论论是非。比如学生上课根本不注意听讲，可能他确实做不到注意听讲，所以我们就不能幻想用批评、表扬、给家长打电话这些简单的办法改变他，改变不了就生气，那是没有用的。要进行诊断，然后对症下药，这才是科学态度。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认可他不注意听讲“有理”了。不注意听讲对于学生来说总归是一种错误，这一点不能动摇。如果借口科学态度抹杀是非，那就跟着弗洛伊德的思路跑了。教育，确实也存在科学主义的危险。
但是存在这种危险不等于它是现实危险。愚以为，在我国中小学教育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科学主义不大可能成为主要危险。我们绝大部分教师基本上没有科学思维的训练，他们的工作，大体上体留在道德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层面，想弗洛伊德也弗洛伊德不成。我在教育网站上偶尔也能看见有老师提出反对科学主义的问题，愚以为这如同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人群推介减肥之术一样——文不对题。
科学主义离我们尚远，教育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科学，而不是科学太多了。
但是作为预防，我们还是要议一议怎样应对科学主义的问题，请看下一则笔记。(2009，10，4)
（4）怎样反对科学主义?
……所谓建构主义，属于解构主义的大思潮，虽然两个名称在字面上相反。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在欧美，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数是比较左倾的，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把科学霸权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强调建构主义或曰强纲领的建构主义（SSK）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