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
相对于我在吴家湖清真寺生活过的五年，我从韩渠大寺到高庄子大寺的16个月的变化确实是巨大的，尤其是思想上的波动更为剧烈。这个时候，我的恩师强忠禄阿訇对于我是否还能够回来当一名哲赫忍耶的阿訇已经彻底失望，所以在这方面未在要求过我。实际上，王自强阿訇和马占全阿訇对于我是否要成为他们两个人各自代表的派别的阿訇，也是大打折扣的。因为这时的我已经深深的陷入圣训、教义学和苏菲派之中，往往一些使得我很苦恼的问题，当我问及并和他们论辩的时候，也使得他们不堪烦扰。后来我理解到，这不仅是一个悟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积累的问题，而我恰恰两者都不具备，所以从经书上摄取的漫无边际的一些问题，不仅使得自己苦不堪言，也使得我的老师们不堪烦扰。
思想的痛苦对人的折磨是很严厉的，这时我已经准备彻底放弃念经，实际上我已经不再拿起经书来读，我的肉体和我的杂乱无章的思绪进行着艰苦的斗争，而最早发现我处于这种境况的仍然是我的恩师强忠禄阿訇，老人家发现我不再多说话，和以前爱动爱说的我已经判若两人，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强忠禄阿訇的眼睛，老人家始终密切的关注着我的成长，就像一个仁慈而又细心的母亲。但是为了不让我脱离与宗教的关系，老人家又向我提出到河州去访学，如果有好阿訇的话，就在河州继续念经。这时，高庄子大寺也几乎分裂为两派，搞得马阿訇也不能安心讲学。当我向马阿訇说出要到河州去访学，马阿訇听后非常高兴，因为他也想离开高庄子大寺，但又对我放心不下。强忠禄阿訇的建议，又使得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对于我的忠告：不要和真主比赛，否则的话，你永远是一个输家。 D
看来，我的终身是要绑在这条念经的战车上了，因为我的恩师强忠禄阿訇为了让我上河州求学，除了为我准备了必要的行李外，又给我了伍佰多块钱。每年化的零花钱就不要说了，只我前后从我的恩师的手中拿到的壹千多块钱，如果按现在贬值的人民币来算应该是十几万的价值。因为那时的货物差价很大，我的恩师的大儿子在做甘草生意，我的同学们中的一些人跑广州，把布匹运回吴忠来买，都赚了大钱。而这时，我也蠢蠢欲动，拿上这笔钱跟着我的同学们跑生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父母的口唤和我的师父的恩情总是把我拉回到念经求学的这条路上。
我的鱼米之乡的生活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前面那盏灯仍然是亮着的，只是把光聚焦到甘肃河州了。在宁夏穆斯林心目中，提起甘肃河州来，那是一个非常受到尊敬的地方，在各个派别中无不如此。格迪目、哲赫忍耶和伊赫瓦尼等派别都源于河州。所以，在念经人的心目中，河州的阿訇们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到河州念经是一个满拉的追求，这对于各个派别的满拉都是如此。
写到这里，我应该总结一下了，前面涉及的问题太多，派别、经堂教育、阿訇的背景、满拉的素质、传教问题等，都需要总结。这样，便于我写河州念经的经历时变得较为轻松一些。 总结
A、经堂语神秘吗？ 1
由于惯性思维的缘故，当我们听到“经堂语”这样的词汇时，往往认为可能是一种外语，尤其是门外人听来似乎是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汉语、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的一种语言文字或者生活用语，比如“阿拉伯语”，肯定是阿拉伯人的生活用语和书面用语。其实，如果你问阿訇们：“究竟什么是经堂语？”阿訇们先给你绕上几圈后，回答说：“经堂语好的很，是已故老人家们留下来的路数。”你的大脑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会接着问：“已故老人家留下的什么路数？”阿訇们就会回答说：“经堂语！”最后阿訇似乎说明白了，但是提问者仍然糊涂着，头发上的露珠并没有进入心田，什么是经堂语？ 2
现在的定论是：“经堂语”是由明朝万历（1522—1620年）年间的胡登洲创立，这样一来什么是经堂语似乎有些线索了，有创立的人，就有轨迹可寻。据记载，胡登洲早年学习儒学，后随经师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教义和哈乃斐派教法。后来又徒步穿越重洋到麦加朝觐，朝觐结束后在返回的途中游历了很多伊斯兰国家，考察了各个国家的教育状况。据记载，胡登洲朝觐回来后，大发感慨：“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所以，就在家里和清真寺里设帐讲学，“慨然以发扬正道为已任，立志
兴学”，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免费广招门徒，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经典。 3
我也学着阿訇们的方式绕了一圈，圈是绕了，但答案却没有。不过从文献记载里，以及我们现在清真寺里所用的经堂语中，可以肯定的说，经堂语不是一种语言，但是什么呢，答案只能从创立者那里找了。我们不妨先看看胡登洲的受教育的过程：先修习的是儒学，这需要精深的汉语言基础，否则要读懂儒家的“四书五经”谈何容易，不要说再把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糅合起来创立“经堂语”了。其次，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以及教义和教法。以上三种语言，缺一不可，包括三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和历史，否则就不能称作“经堂语”。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接近找到答案了，所谓的“经堂语”似乎是阿訇们用汉语把阿语和波斯语口头译成汉语而已，难于口头翻译的或者不知道如何口译的单词，就直接音译了，积久成习，表达上听起来有些独特，就成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经堂语了。
“经堂语”说白了似乎就是用汉语口译讲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典籍，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讲授经堂语者对于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精通暂且不说，但是讲授者必须精通汉语言、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是把阿语口译成汉语，把波斯语口译成汉语的基本要求。 4
根据“经堂语”的这种特殊的要求，阿訇必须精通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因为“经堂语”是这三种语言糅合在一起的结果，一门不通，严格来说，就不懂经堂语，因自胡登洲始，其传人无不精通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周良隽、常志美、马复初、张万东等大阿訇在这方面都是杰出的人才，有些人著作等身。我在3－5节里已经谈到了满拉们在清真寺里所受的教育及其课程，从语法到修辞，从教法到教义，从圣训到《古兰经》，再到经注，整个涉及了七个大的不同的学科，涉及到了无数的概念，但所使用的课本就是固定的那几本书籍，各个派别所受的课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出入，几乎不再涉猎其它的参考书籍，这样在中国延续了几百年一直到今天。听起来，满拉们似乎什么都学了，实际上满拉们连每一门的入门的基础知识都没有掌握好。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原因很多，但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满拉没有掌握本土语言：汉语。这恰恰是“经堂语”的三要素之一。 5
由于没有掌握汉语，这样已经失去了直接掌握和获得知识的语言工具，导致的结果是，不仅知识面窄，而且也限制了理解能力和思想水平，因为在中国，社会语言和生活语言不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没有报纸杂志，没有介绍各种知识的书籍，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很难得到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书籍，诚如胡登洲所言：“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这种情况从清代就已经开始了，几百年后的今天，阿訇们口头上说的经堂语实际上已经不是胡登洲意义上的经堂语了，阿訇们要么不懂汉语，要么不懂波斯语，最后只保留下来了从口头阿拉伯语到口头汉语的口译的“经堂语”了，所以很多阿訇们由于知识面窄，再加上理解力的问题，容易把经文理解错，甚至由于对于一个词、一个术语的错误理解，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引起纠纷，分门立派，导致穆斯林兄弟内部的不团结和互相指责，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困扰着中国穆斯林，今天中国的穆斯林并没有走出这个迷圈。 5
自胡登洲从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创立“经堂语”始，其传人无不精通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自清咸丰、同治年间陕、甘等地穆斯林起义失败后，白彦虎西撤，陕西穆斯林西迁，因此，中国伊斯兰文化和经堂教育的中心从陕西西移，集中于河州（临夏）和青海，形成了以通讲教义学《宗教学科的复兴》、《戛最》、《胡赛尼》、《米什卡特》、《伟戛叶》等大部头经典为特点的河州派，原来胡登洲意义上的融汉语、阿语和波斯语的经堂语则逐渐的衰落了，阿訇们不再讲授汉语和波斯语。原经堂语的衰落是与清王朝对西北和云南穆斯林起义的残酷镇压分不开的，经堂教育几乎荡然无存。穆斯林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信仰而产生了排斥汉文化的一种消极的闭关自守倾向，阿訇们和满拉们关起门来学宗教。由于不再学汉语，而经堂语则是由汉语、阿语和波斯语混合在一起的讲经方式，不懂汉语就不能准确地把阿、波文经典用汉文译出来。再加上“经堂语”译出来的混合口气又受到阿文语言结构的影响，穆斯林群众听起来似懂非懂。尤其
是教义学中有很多哲学术语，由于阿訇和满拉的汉语和哲学的基本知识的缺失，有些哲学术语不能准确地译出来，而只能把阿文术语念出来，加上阿语水平的障碍，不能理解真正的含义，这样经过几代的传承，对于经典的理解产生了严重的误解。
更为严重的是，自从民国始，波斯语逐渐的从我们的阿訇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从国外带进来的书籍都是阿拉伯语，这无疑的导致本来已经不是胡登洲意义上的经堂语更变味了，所以我们失去了伊斯兰文化言路中的和阿拉伯语一样重要的一门语言工具，而历史上*这门语言进行写作的大师们所留下的经典几乎都有以波斯语写就的，所以我们今天即使要去认真的阅读刘智的著作都很困难了，因为其中涉及并引用了大量的波斯语文献典籍。 6
如上所述，经堂语是由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揉杂而成，阿訇们一般是以汉语口头译述，但其汉译的口头翻译却是依照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文法格位，所以非这个行当的人听起来有些不伦不类。这种特殊的经堂语语气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
“把、打、上、是、因、乃、着、的、有”。
一般懂些阿拉伯语语法规则的人一看就知道，以上八种基本上是由阿拉伯语中的几个介词构成的，其中包括状态状语“着”的表达形式。但是，这种所谓的经堂语语气或者语法恰恰把阿拉伯语中的最为关键的“时态语法”和其它一些关键的语法没有包括进去，所以阿訇在聚礼日演讲的时候，明明是过去的发生的事情，他却说成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搞得听讲者一头雾水，至于平常给满拉讲经时把时态搞不清楚就更不用说了。何况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三个时态中每一个又包涵着几个基本时态，比如过去式包涵一般过去式和过去完成进行式等。
之所以产生以上这种不分时态的所谓的八大语气，我个人认为这是由于创始者和后来者并没有注意到汉语和阿拉伯语中的语法的不同，而没有注意到汉语并不像阿语那样有精致的专门的时态表达法。所以，只总结出了以介词为主的“八大语气”。 7
我想我该结束这一节了，如果再写下去的话，确实过于冗长了。我不想简单的说经堂语就是什么，我只是想说，今天所谓的经堂语已经不是胡登洲以及胡登洲的门徒们意义上的经堂语了，他们精通汉语、阿语和波斯语，所以他们那几代人才能够产生出马注、刘介廉等大师。而今天中国的阿訇们不要说精通三种语言了，能够精通一种语言者少之又少。近代的几位为中国伊斯兰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大阿訇无不精通几门外语，比如王静斋阿訇不但精通阿语、汉语、波斯语，而且通英语。再比如马坚阿訇，老人家精通阿语、汉语、英语和波斯语。加上良好的举意，他们才成就了一番事业。你要是坚持问我，究竟什么是经堂语，我的回答是：看看马坚、王静斋和陈克礼诸位已故的大阿訇的作品，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经堂语。你也可以以这些已故的老人家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现在的阿訇们的经堂语水平，你就会得出我们的阿訇们究竟真正缺乏什么，现在的满拉们应该学什么，以及如何学。对于我没有能够给你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这里向你道歉，毕竟我是清真寺里念经出身的，你得习惯于阿訇们的绕圈子。 B：教派：恩典还是惩罚？！ 1小引
我在以上几节里已经提到过几个派别，哲赫忍耶、格迪目和伊赫瓦尼，是我起初念经时亲身经历过的几个派别，在中国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几个派别。实际上，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远不止于这几个教派，至少十倍于此。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好的现象，中国穆斯林有如此多的派别，那也就说明着中国穆斯林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人口，而且每个派别的产生也是宗教发展的一个说明，尤其说明着在中国处境下自我生存的变通，这可以从各个派别所具有的特色看得出来，明显的具备各个时代以及各个地方的特色。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困扰中国穆斯林的教派之争以及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不断的困扰着中国穆斯林，这就需要我们批判性的从中国穆斯林特有的处境来认识我们中所存在的和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便于我们更健康更有效的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穆斯林也为中国做出我们穆斯林应该要做的贡献。
2处境与处境意识
上文中提到的“处境”一词是一个中性词汇，但弹性却非常大，比如有过去的处境，这是基于对于历史的认识；也有当下的处境，这是当事人对于身处环境的一种直接的感受；也有未来的处境，这是对于还没有到来的时间中自己将要身处之环境的一种期待或者想像，当然这也并不是建立在空中的阁楼，也是有着历史和现世的基础的一种想像。进一步来说，也有个人的处境，民族的处境，社会的处境，时代的处境，他人的处境，他文化的处境，等等。这样，处境一词就包含了时间、空间和人，以及有不同的人组成的不同社会。
这里不是让我们来认识和理解处境这样一个词汇有多少意义和维度，而是从处境一词所含有的多重意义和纬度中更好的理解我们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只有这样我们可能会对于我们的处境看得更为清楚，不至于迷失我们自己。正如上面所说的，我们这里主要谈谈“我们的”处境，他人的处境就必然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不等于扔掉所有坐标而闭门造车，而是更好的或者说更精确的先来理解我们的处境，便于认清自己的同时再去认识他人，如此由我及他总是来的容易的多，担并不是否认由人及我的可能性。即使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我们认识自己的处境就变得容易起来，毕竟我们也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各种文明的碰撞，积厚成多，以至于简单的变成复杂的，容易的变成困难的，爱变成教条，多重的变成一刀切的，把根本变成末节的，甚至把信仰降成以饮食习惯作为底线来看待的，??。下面我将用几个小标题便于更为清楚的来谈由于教派的原因而困扰我们的一些问题。 3、咳－呼之辨
大家看了这个小标题，如果不了解中国穆斯林的历史的话，可能会不知所云。但“咳－呼之辨”确实是中国穆斯林的痛，这个痛到现在又以其它“XX之辨”继续制造着痛，是中国穆斯林摆不掉的梦魇！ “咳－呼之辨”确切的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在清朝而且是在哲赫忍耶派产生不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中国穆斯林互相指责的最早的靶子，最早互相攻击的靶子当数“早开”（在礼昏礼前开斋）和“晚开”（在礼昏礼后开斋），但是“早开和晚开之辩”不像“咳－呼之辨”那样在中国穆斯林之间产生的副作用大，所以我们就从“咳－呼之辨”开始。“咳－呼之辨”最早在老派（格迪姆，又称花寺门宦）和新派（哲赫忍耶，又称高声赞美派）之间开始，主要是对于“清真言”中的“银兰拉呼”句尾的“呼”的如何念产生了不同的念法，老派要念“咳”，而新派要念“呼”，按道理来说两者都对，谁都没有错。可是两派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这样久而久之，再有其它利益的诉诸，最后由指责变为声誉攻击，再有声誉攻击变成械斗，最后有官家介入，左右开弓，能够杀的，绝不留下。剩下的妇孺则放逐到无水无树的干旱岭里自生自灭，永世和穷山恶水相伴，不得翻身。
这个梦魇像影子一样尾随中国穆斯林近二百年阴魂不散，以至于在近代产生了另外一个孪生兄弟，就是著名的赛勒非耶（自称前三辈，又称三台派）。该派民国时期传入中国大陆，最初由于对于“清真言”的断句不同而导致了严重的分歧，再加上“高”和“端”之辨，最终导致该派分裂为“高派”、“端派”等几个小派别。一派认为“清真言”只是“万物非主，惟有真主”一句，没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一句，这两句不得同时念，否则就是犯了“以物配主”的大罪。这里的以物配主的大罪就是念及真主的同时也念及了作为人的穆罕默德。攻击者以“以物配主”的罪名攻击对方和其它派别，很快导致了赛勒非耶派内部的分裂。相互攻奸之严重程度，我这里不想多谈，但这种攻奸很快的从甘肃临夏蔓延到→广河→兰州→青海的西宁→宁夏的西海固→陕西的西安→河南的郑州，等地。所幸，没有导致像清代的老派和新派所导致的灾难，但该派一开始给人的宽容和团结的良好影响像风中的云彩一样飘零散落，再加上屡屡用“必答尔”（在该派的语境中，必答尔就是异端邪说）的大帽子对于其它派别进行攻击，到现在该派也变得像其它派别或者门宦一样成为孤家寡人，自守门户了，没有大的发展迹象。
我以上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像这种“XX之辨”在中国的各个教派中很多，举不胜举，理路都大同小异，是一些和教义扯不上关系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但造成的损失之大，影响之坏，后果之严重，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想像。
4、三顶帽子：“必答尔”、“库夫勒”和“施勒克”
“必答尔”一词翻译成汉语是“创新”的意思，也有人把该词翻译为“新生”和“异端”；“库夫勒”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