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商和分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和持续的，而且仅仅是偶尔才通过竞标建立起来。这种类型的“准整合”导致了我称之为?准厂商?的东西。它不是一种既非纯粹的市场交易，又非正式的垂直一体化的方式”（Eccles 1981，第339-40页）。埃克利斯将在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广泛长期存在的关系的这一“准厂商”安排描述为在逻辑上介于纯粹市场和垂直一体化厂商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然而，我却认为，在经验上它并不是一个中间状态，因为纯粹市场是如此少见。建筑业的案例比某些厂商互动的其他情境，如买卖关系等等，都更接近垂直一体化，因为实际上，分包商和缔约者处于同一位臵，并始终受后者的一般性监督。而且，在通常的固定价格合同之下，存在着“逃避履行要求的明显激励”（ Eccles 1981，第340页）。
不过，与垂直一体化厂商相连的等级制结构的产生，并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么认为是因为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向建筑业人员共同体的嵌入，产生了人们预期行为的标准。在制止违法乱纪行为方面，它不仅可以消除对单纯权威性关系的需求，而且还比后者更优越。埃克里斯自己对马塞诸赛州民用建筑业的经验性研究不仅表明转包关系在本性上是长期的，并且还表明了总承包商在一个特定的项目中雇用超过两个或三个分包商的情况是很非常罕见的，无论在一年的过程中所拿到的项目数量有多少（1981，第349－51页）。即使存在大量的可替代的分包商，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可部分的由投资方式来解释——通过一种“持续不断地联系，双方的当事人都可以从多少带有偏好的投资中，得知克如何共同工作的益处”（1981，第340页）——而且与此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些商人必定希望从伴随每曰工作的社会互动中获得快乐。而在每天都要要求全新和陌生的工作伙伴的现场市场程序中，这种快乐被大大消减了。正如经济生活的其他部分一样，叠加在可能始于纯粹经济交易的东西之上的社会内容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某些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讨论也与这有关。威廉姆斯所宣称的按照等级制形塑的厂商相对于纯粹市场交易所具有的一种优越性，在于它们有能力传送关于员工的准确信息。“厂商之间有效的经验评定的主要阻碍”，他辩称，“就是沟通的阻碍。与厂商相比市场缺乏一种丰富的、共同的评估语言，在需要做出高度主观的判断的地方，语言问题就特别严重。在这些环境中，等级制的优越性尤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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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对工人的特征熟悉的人，通常包括他的当时的主管，也能进行经验评定的话”（1975，第78页）。但是这种观点——关于一个员工的特征的好的信息只能在公司内部而不是在彼此之间进行传递——只是因为忽略了跨厂商互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才能站得住脚。关于员工的信息在厂商之间传播不仅是因为每个厂商中那些彼此做生意的人们之间存在人际关系，而且正如我已经详细地表明的那样（Granovetter,1974）,也因为在美国存在相对高水平的厂商间流动，它确保了许多工人能够熟识无数其他可能要求或是恳请他们服务的厂商中的雇员。更进一步说，那种认为内部信息必定是正确的，而且通过与这种信息协调一致的提升程序可以不带情感地发生影响的想法也是幼稚的。像威廉姆斯说的那样，认为“依赖内部提升具有确定的激励性质，这是因为工人能够预见到不同的才能和协作程度将会得到回报”（1975，第78页），就是寄希望于将提升当作成就回报的理想类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表明，这种看法只在有限的范围符合现存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参见Granovetter 1983,第40-51页的进一步讨论）。
我另一方面的批判是主张：威廉姆斯过高估计了等级制权力（用他的术语说：“法令”）在组织中的效用。例如，他断定内部组织具有巨大的审计优势，“一个外来的审计员象征性地局限于审核成文记录…相反，一个内部审计员九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一个内部审计员没有党派立场，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主要从工具性的就噢阿堵来看待他，而外来的审计员却欲与?另一方?联系在一起，而且他的动机被认为是可疑的。审计员从别审计的当事人那里所得到的合作程度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外部审计员只能指望得到敷衍了事的协作”（1975，第29-30页）。审计的文献不太多，但多尔顿则在其《管理者》一书中对一座大型化工厂进行了全面透彻的描述。由中心机构所执行的审计被假定为是在突袭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警告一般都早已经偷偷泄露出去了。下列描述表明了在这些内部审计中到底有多高水平的协作：“注意：一批当事人开始鼓励经理把若干部件和设备隐藏起来…将不会被计算的材料转向：1）没人知道和难以接触的地方；2）肮脏不堪，因而审计人员不愿意检查的地下室和交易场所；3）当会计走在正式货物储藏场地之间时，那些已经受过检查和拐弯抹角能够到达的部门；4）原料和供应品可疑用来伪装部件的地方…随着实践的发展，在（部门）领导之间彼此利用货物储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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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可以使用的交易场地方面的协作，得到了良好的组织，得以顺利的运转”（Dalton 1959,第48-49页）。
多尔顿的研究十分出色地指出：所有种类的成本核算都非常具有任意性，并因而容易政治化，而不是一种在效率基础上决定的技术程序。他针对该化工厂中维修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比起部门经理和维修部门个人关系的较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立场来说，负责维修工作的部门没有多少严格的时间核算。而且，那些更富进取心的部门领导“通过利用朋友关系，或者蛮横地使用隐含的威胁”来催促他们的维修工作。“因为所有的领导都具有同样的正式级别，所以人们可以说：一定的官员，他的个人影响最高，他的剩下的未完成的维修工作就越少”（1959，第34页）。当问及这样的做法如何能逃避审计员的注意时，一位提供工厂情况的人告诉多尔顿：“即使审计多方考察，拿他们能发现什么样的混乱局面呢？而且即使他们的确发现了什么，他们也应当知道装作没看见要比说出来好得多…所有这些家伙（部门领导）都顺利进行了成本核算。所谓的审计是独立等等的认为就是一大堆废话”（第32页）。
多尔顿详细敏锐的描述，遗憾的是缺乏对厂商的有代表性的抽样，因而导致了将他们视为例外的论断。但是关于转账定价（transfer pricing）问题——即为在同一厂商中各部门之间交易的产品确定价格——也能够得出类似的观点。在这里，威廉姆斯主张：尽管进行交易的各个部门“会具有以利润为中心的立场，但却往往以有节制的方式进行的…成本加价的定价规则，以及由之而来的差价，排除了供给部门寻求垄断价格的做法，而本来这些部门由于拥有独一无二的货源供给地位会采纳这样的价格。此外，对进行交易的各部门的管理往往更愿意求助于协作”（1975，第29页）。但埃克里斯在关于转账定价惯例的一项深入经验研究中，访问了13个公司的大约150个管理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种以成本为基础的方法能够按照技术中性的方式实行，因为“对什么是成本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当购买部门没有机会获得成本如何形成的信息时，就常常导致以成本为基础的方法出现问题…当内部购买委托他人进行，而外部购买是由中间商品构成的时候，市场价格就特别难以确定…对于哪些部分构成了利润也没有明确的答案…”（1982，第21页）。转账定价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强烈地影响到谁对于“成本”的界定能够为人所接受：“一般而言，当转账定价惯例被看成是增强了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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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地位时，它就被视为有利的。当不这样时，就会发掘无数的策略性理由和其他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它的不充分”（1982，第21页；还可参见Eccles 1983，尤其是第26-33页）。埃克里斯注意到，“一个多少有点讽刺性的事实，许多管理人员认为内部的交易比外部的交易更难，即使是为了假定的好处而追求垂直一体化”（1983，第28页）。
由此可见，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即等级制内部的秩序易于导致服从和雇员内化公司的利益，抑制了员工自身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经不起这些经验研究的详细审察（或对那一问题来说，与我们在实际组织中的经验是相悖的）。而且我们应注意到，正如在多尔顿的详尽的人类学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抵制组织利益对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侵蚀，需要大量广泛的联盟网络。从管理的观点来看，这些联合代表着由团队产生的违法乱纪。原子化的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多尔顿确定，部门首脑在侵害中心审计时所达到的协作，包括了“在实施正式活动中不说没有，也很少见的一种…”共同行动（1959，第49页）。
另外，大规模的等级制厂商，一般来说较少进行人事变动，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界定得相当完备，并具备精心安排的晋升阶梯，这都导致更可能发生这种协作性的侵害。当许多雇员长时期占据职位是，紧密地、固定的关系网络就产生了，分享式的理解和政治性的联合也被建构起来了（与此相关的社会心理学讨论参见Homans 1950,1974;有关“组织的人口统计学”方面的论述，参见Pfeffer 1983）。 林肯通过这种关系注意到，在理想类型的韦伯式的科层制种，组织被“设计出来，以便于运作时不受到能够通过内部的人际网络动员起来的集体行动的影响。科层制规定了在不同情境中职位间的固定关系，而雇员就在这些职位间流动，而在理论上，这些都不会影响到组织的运作”（Lincoln 1982,第26页）。然而，他进一步概括了研究结果，“当职位变动率低时，关系承担人格特性带来的额外的内容，最终改变网络并变更组织的方向”（第26页）。
鉴于这一点，我认为在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方面，厂商之间社会关系发挥着比在市场与等级制的思路中所假设的更为重要，而厂商内部的权威则痹烩一思路所假定的更少。一种均衡的相称的解释要求我们对“市场”中的权力和厂商内部的社会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对关系力量的关注是必要的，免得我对市场上的社会关系的润滑效应的强调导致我忽视了这些关系在产生冲突中的作用。冲突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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