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民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文化学界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而在它们之中，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入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直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奔腾的大河，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观。
第二，表现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学术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但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这当作文化发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战国时虽百家争鸣，互相驳难，但也互相吸收。如吕不韦就主张统揽百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佛)、道三者得以长期并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包容会通精神。所以，在中国古代，儒、释(佛)道三者的神可以并祀于一堂，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更是可以见到三者合一的许多具体描写。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里，甚至表达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思想。事实上，古代中国除了儒、道、佛三家并存外，甚至还以宽厚的心态接受
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融合力使得中国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三）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第一，中国文化因地理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早在两干多年前，其版图便“东渐于海，西被干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从大的文化类型来分有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从不同地域细分：东临沧海有齐鲁文化；“四塞之地”有秦文化；地居中原有晋文化；荆楚大地有楚文化；而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分别有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人文地理之异，以至于文化思潮也庞杂多歧：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各地区学术研究有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连续性和地区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在同一领域中，由于地区间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清代江苏、安徽学者皆以治经为主，浙江学者擅长治史。在宋代文坛上，形成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以徐照、徐巩、赵师秀、翁卷为代表的永嘉派；明末形成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袁宏道、袁宗都、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清代则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方苞、刘大栅、姚和为首的桐城派，以浑敬为首的阳湖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吴派。这些派别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
第二，中国文化由于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闭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而具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人文内涵
中华民族生息在东亚大陆上，东面是茫茫大海，西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广大沙漠，西南面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其地形特点是西高东低，形如一把巨大的躺椅，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这
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文化，它产生于一个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因此，中国文化遵循着一条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古代文明古国大不相同。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与悠久性达到了惊人的统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珍贵现象。由于中国地理位置处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圈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的。它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与东地中海文化和南亚文化大相径庭。以文字为例，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从文学艺术上看，中国文学艺术自成一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古印度的《黎俱吠陀》，以色列地区的《希伯莱诗》，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处于同一时代，但《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既不同于《黎俱吠陀》、《伊里亚特》那种近于小说、戏剧的叙事诗和史诗，也不同于《希伯莱诗》那种歌唱人生与宗教的抒情诗，而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诗。从哲学上看，中国哲学也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体系。如先秦两汉提出的阴与阳、天与人、名与实、常与变，矛盾观中的一与二，人性论中的善与恶。魏晋时期玄家综合儒道两家，提出有与无、体与用、本与末、一与多、言与意、动与静、自然与名教等等，与欧洲哲学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创立的范畴体系（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等）在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上均大异其趣。
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学习它、认识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本身。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人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地球村”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地球村”的合作与竞争，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真切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较之把握诸如皮肤、头发、眼睛的颜色之类体质特征要困难得多。然而，任何民族，其文化形态尽管纷繁多彩，但都可以寻觅到该民族文化的主色调、主旋律。唯其如此，才有英国人绅士风度说，德国人精确高效率说；美国人自由开放说，日本人善采异邦说，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从芸芸众生中大致辨识各民族的特征，是因为每一个民族内部，固然存在着繁复多样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及个人教养和性格的差别，但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便是所谓民族精神。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我们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可靠途径。
第二，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跨世纪一代中
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这一千秋伟业的认识前提是切实认清中国的国情。国情不是空洞物，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历史及其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程度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数千年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同时也带来因袭的重负。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积极因素，我们吸取得还很不充分，但其负面影响已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忧虑。深入剖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今日中国的影响，总结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认清国情的必要工作。
第三，有助于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影响中国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借助于它，历史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并非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图书馆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在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并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改变自己。每一个有志于为民族的未来贡献心智和汗水的中国人，都应该努力熟悉传统，分析传统，变革传统，而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培育这种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的最好课堂之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这样的学习、研究对象，掌握正确的方法，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方法：
第一，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演化，内容异常丰富。我们既要对它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又要避免被无法穷尽的枝节材料所淹没，唯有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二，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中国文化的要义，多被记录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之中。研读这些古籍，尤其是其中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如《诗经》、《周易》、《论语》、《史记》等等，对于我们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众多要素，是以非文本的形式，存留于社会生活之中，例如起居习俗、宗教礼仪、道德规范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本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宽阔领域，将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结合起来，相互比照，相互映证，相互补充，从而对于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有一个动态的、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