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诺夫斯基在这儿一再强调历史学家重新创造 历史对象的责任反映了与狄尔泰的认识论相联系的一种第二层意义的观点。较早的思想家认识到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当往事受到刺激的时候，不过是把它的美味送上 为饮宴的历史学家准备的餐桌。由于敏锐地意识到客观性的局限，狄尔泰经常在历史论著中对于选择的原则——预先使历史学家在某种概念化的预定方式中注意他们 的题材——表示忧虑。这也是他所争论的要点：历史学家应该从历史事件和文献中获得结论，还是只去苦苦思索那些自己默许的虚假公式。历史学家必须学会根据展 现在他面前的历史表现去重新体验时代。在说明作为“我对你的重新发现”的历史性理解的过程的特点时，他假定他那由渊博知识所敏锐化的意识自动为使沉寂的往 事复苏作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知道当我们从心灵深处的往事尘埃中恢复生机和活力的时刻。如果我们理解历史从其核心的内聚力发展出来的过程，似乎 就了解了历史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自我转变。普通心理学的条件在这方面总是在想象力上呈现出来；但对于历史发展的全面理解首先是在最深层的想象力上重 构历史过程而实现的。
自觉的重构和重新创造是造就一个敏锐的历史学家的必备因素。从帕诺夫斯基的《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美术史》的一段话中可以在多方面看出狄尔泰两种基本观点的梗概；其一是关系到表现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区别，其二是致力于“我对你的重新发现”：
在确定一件艺术品是“要求进行审美经验的人造物品”时，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当科学家面对自然现象时，能立即进入分析它们的 过程。当人文学者面对人的行为和创造活动时，他必须参与到一个具有综合性与主观性特征的精神过程中去：他必须在精神上重新参与活动和重新进行创造。事实 上，这是人文学科的真正对象开始形成的过程。
这两段引文表明帕诺夫斯基的思想和狄尔泰一样怎样表达了同一个敏感的课题，即在德国知识史中由唯 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冲突所引出的课题。引文也说明两位学者怎样试图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调和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观。我们能够证实调和的倾向是所谓批判的实证 主义运动的产物。与新康德主义在德国的复兴相一致。批判的实证主义者，假使包括狄尔泰和帕诺夫斯基的话，认识到既然科学实践本身也依赖于整理有限的阐释原 则，那么其他的知识模式就能合法地宣称在自己广阔的天地中通过把焦点集中在理解上来补充实证主义的研究——因此狄尔泰在1883年发表了《精神科学引 论》。
狄尔泰与胡塞尔
但是在1890年代后期，狄尔泰不再自信重新发现人的历史经验是轻而易举的事，而致力于使他自己重构历史的规划系统化。当他在1900年发现了胡塞尔的 《逻辑研究》时，便宣布他已经找到了解释一直在追寻的东西的原则。虽然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他没什么吸引力，但他确立了胡塞尔的“更高层次的理解”的概 念，一个静思的过程为阐释者在方法论上区分一个演说家简单的词语表达和它所体现的更为复杂的意义之间的区别作了准备。既然狄尔泰的文化科学把焦点集中在体 现出意义的历史结构中，而不是存在于物质活动或客观对象中，那么要求重新体验它们的理解必须以超越了基本理解和阐释原则为基础。最后，施莱尔玛赫 (schleiemacher)的阐释学著作，加上胡塞尔的哲学，使狄尔泰为自己的精神科学找到了坚实的认识论依据。
阐释学承认，只要历史对 象和事件被认为是具体地存在于一个时代，它们就属于科学的分析模式。但是把精力集中于神学与哲学和文本研究的施莱尔玛赫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作为人创 造的事物，它们更应该经得起人文主义阐释方式的检验。无偏见的客观性恰恰不会这么做；个体的人才会被激发去直接面对作品。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对象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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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肯定会与对象进行对话，即人与人的对话，跨越了空间与时间；同类面对着同类。但是在我们完全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之前，高层次的理解总是将对象或事件 置于一个更大的意义结构之中。
狄尔泰反复强调的重新结构历史经验的“联系、环境”是通过阐释的循环来强化的。我们只能通过局部与整体的联系来 理解局部，也只有通过集中研究局部的表现才能理解整体。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