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古文运动
一． 什么叫做“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是一次散文的文体文风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习惯上把它称为“古文运动”。 何谓古文？
古文就是古典散文是与骈体文相对的一种散文文体。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 古文的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何谓骈文？
骈文，文体名。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又称四六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骈文具有声韵优美整齐，注重艺术性的优点，但后来的骈文由于追求这种形式美，影响了表情达意，形成不良的浮艳文风。唐宋的“古文运动”就是为纠正这种不良倾向而发起的。 骈文.doc
二．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高潮、衰落三个时期 兴起：盛唐后期。
代表人物：元结 李华 萧颖士 独孤及 梁肃 柳冕 权德舆 高潮：中唐时期
代表人物：韩愈 柳宗元 衰落：晚唐时期
代表人物：此时古文领域已没有力能抗鼎的领袖人物，剩下的都是一些韩门弟子如李翱 孙樵等
三、 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
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主要领导人是韩愈与柳宗元。
思想基础：唐代的古文运动主要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在中唐时期出现了一股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的思潮推向高峰。 但须注意的是二人在复兴儒学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主张。 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
柳宗元也是重新阐发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与韩愈有所不同的是，他对所谓儒家“道统”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排斥佛教，他更重视的是，乃是源于啖、赵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 主张的核心：文以明道
古文理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概括来讲，韩柳的古文理论有如下的内容
1. 文以明道。道：韩愈散文中的道封建色彩浓重，在韩文中，道往往具有孔孟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和等级观念。与韩愈相比，柳宗元散文中的道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改革主张很突出。●
2. 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
采前人遗产。
3. 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
4. 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柳在散文上的开拓
苏轼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柳的出现，使得散体文的创作生面别开，气象一变。韩、柳在散体文的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 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徘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请效果。 从语言上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和“体备”“词足”。 从技巧上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二）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
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唐代的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竖起了一座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韩愈和柳宗元散文风格的比较
韩愈文如潮，柳宗元文如江。韩愈文跌宕起伏，柳宗元文思绪流动不绝 韩愈文雄大，柳宗元文精悍。
在题材内容上，韩愈同柳宗元的散文题材一样广泛，都积极的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极为丰富，大大推广了散文的应用范围。
韩愈的叙事散文多取材于官僚将士文人墨客的事迹，柳宗元的散文则多以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为创作题材。韩愈以杂著见长，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富于诗情画意，为后人所称诵。
在文学主张上，虽然二人都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二人的理解却不尽相同。
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
在韩文中，“道”往往具有孔孟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和等级观念，表现在：（1）宣扬“仁政”的观念。如《论佛骨表》在反佛的基调之下痛斥疯狂迷信佛教导致了民众“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要求朝廷严加禁止佛教传播，这正是韩公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从“仁政”的角度出发所发出的呼喊。（2）宣扬身份等级观念。如《原道》中“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栗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表明了韩愈 “道”的含义中君、臣、民等级是多么森严！至于《圬者王承福传》，更借王姓泥瓦匠之嘴宣传了劳心者之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3）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答李翊书》中，韩愈把“行乎仁义之途、游乎《诗》、《书》之源”视为写好文章的两个根本的修养，其中的“仁义”的“仁”就是博爱，“义”就是
“行而宜之”，这一定义在《原道》里也得到了详细的解释。
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与韩愈不尽相同。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他的散文中唯物思想和政治改革主张却是很突出
的。
与韩愈相比，柳宗元散文中宣扬的“道”里面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改革的主张
是很突出的。 第一，柳宗元散文的不少篇目说理论证具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先进的世界观。如《敌戒》通过战国时期秦朝在与六国斗争中强大、天下统一之后反而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灭亡的事实论证了敌人“为益之尤”、“为利之大”，从侧面阐明了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再如《天说》记叙了韩愈和柳宗元之间关于“天“的一段谈话，柳宗元在文中认为：天、地、元、气、阴、阳本身是和谐的，但因为“人之坏元气阴阳亦滋甚”即人的认为活动使这种天然的协调丧失了，这是人的自身应该负的责任。柳宗元进而认为：当人们生活陷于困苦的境地的时候不要埋怨上天，应该好好地从自身找原因。这个闪耀着唯物论光芒的观
点，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与韩愈在政治上经常帮着大地主官僚说话的“骑墙派”的、有时甚至是落后的态度相比，柳宗元始终站在进步的政治立场上通过作品反映现实。如《六逆论》以《左传》记载的“卫州吁之事”（即卫庄公宠爱其妾之子卫州吁的典故）引出“贱防贵、少陵长、远间亲、小加大、淫破义”等六逆的说法，批判了中国古代从先秦流传下来、衡量政治的“六逆”标准。又如《蜡说》中作者仔细分析了人们祭祀的初衷，指出祭祀的意义在于告戒官吏多务实事，并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去掉那种繁缛的仪式。至于《封建论》、《桐叶封弟辩》以及《捕蛇者说》等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柳宗元自己的独到政治见解，上文已提到，不再赘述了。 韩愈和柳宗元在散文创作技巧上的共同点是：
（1）巧妙利用寓言、小品文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通过讽刺、暗喻、反语等反映文章主题。例如韩愈的小品文《祭鳄鱼文》是他在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写的一篇讨伐性的檄文。作品以潮州鳄鱼为害严重的情况写起，把鳄鱼喻为祸害人民的坏人的象征，提出“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对凶恶的鳄鱼要“选采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为止，其无悔”，表明了为民除害的坚强决心。还有前面所述的《毛颖传》、《〈杂说〉之四》、《送穷文》也是采用了暗喻、反语的手法来讽刺社会黑暗。而柳公的寓言《罴说》叙述了“楚之南“的一个猎人本想借罴的声音惊吓别的猛兽，最后却为罴所吃的故事，讽刺了“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最后的下场是“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即没有实力的人终归被淘汰。此外柳宗元的《三戒》中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动物的下场，描绘了蠢弱无识、呆笨无能、贪婪无度的官僚贵族的画像，具有很强烈的讽刺意
味。 （2）议论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注意运用多种论证手法，论证充分，逻辑性强，令人信服。韩愈的《五原》是五篇宣扬儒家思想的议论文，其中《原道》切中了当时唐朝的时弊，从经济和政治着笔，对佛、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佛
老信徒是“四民”（即士、贾、农、工）之外的剥削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生养之道”，把国家置之度外，绝灭“天常”等方面，加以斥责，把佛老教徒批得淋漓尽致。《原毁》分三段，第一段赞扬“古之君子”责己严、待人宽的优良品质，第二段列举了“今之君子”严以责人、宽以待己，并毁谤他人的坏风气的种种表现。第三段详细分析了毁谤风气的根源在于“怠”和“忌”，进而发出“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愤慨。文中运用了对比手法，从“古之君子“的品质中使人更看透了“今之君子”的卑劣德行，从“今之君子”在“责己”和“待人”态度上的不同，人们自然而然地思考到“毁谤”的根源。论证环环相扣，很少引经据典，把问题说得相当透彻。在《师说》里，韩愈模仿汉朝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杨雄的《解嘲》，以主客相问答的形式表现主题，又善于引用典故，采用幽默的反语，极为生动。 柳宗元的议论文也和韩公的文章一样注重技巧。如《封建论》则深入浅出地论证了三层意思：其一、作者采用层层论证的方法，指出封建分封制度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原始阶段的客观形势形成的，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其二、作者从地方“诸侯”或政府是否背叛中央政府的角度，论证了周朝分封制的弊端，论证了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好处，指出秦朝的快速灭亡是因为暴政而不是因为郡县制，对比了西汉两种制度并行的得失，还指出唐朝实行州邑制后“有叛将无叛州”，说明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其三、作者借“或者曰”批驳了主张实行分封制者的种种谬论，最后得出建立郡县制乃“公之大者”的结论。文章论据充分，而第一、第二自然段尾出现“封建，非圣人意也”，在文末又强调“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做到了互相呼应，富于说服力。 （3）记叙文线索清晰，结构富于变化，记叙和议论相结合，使所叙之事物生动可信，增强了表达效果。韩愈的记叙文《张中丞传后叙》在指出了李翰所作《张巡传》的缺陷之后，又驳斥了小人对张巡和许远的污蔑，并记叙了南霁云和张巡、许远的几个事迹，最后还写了张巡就义时的佚事，对人物进行了补叙，突出了人物形象。文章夹叙夹议，如写睢阳城被围的情景“当其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也对许远不怕死的精神给予了肯定。正如清朝时一位李姓文人评价的一样，韩愈的文章有波澜起伏的结构，使读者如“登山涉海” [xvi]。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先写蛇的极毒和功用以及永州人争为捕蛇之役的缘由，然后通过作者与捕蛇者蒋氏的对话，写出了赋税比毒蛇还要可怕，最后发表议论，指出“苛政猛于虎也”。该文用对比手法，通篇以毒蛇和赋税的对比作线索，有叙事也有议论，叙事结束后所要发的议论也就水到渠成写出，此种结构
使主题具备了撼人心魄的力量。
总之，由于韩愈和柳宗元在散文写作中十分成熟的技巧，两人被后人称为“司
马迁之后最大的散文作家”。 韩愈与柳宗元散文在写作技巧上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韩愈的散文善于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点明文章主旨，柳宗元的散文在表达中心思想时比较委婉、含蓄。例如韩愈的《〈杂说〉之四》采用开门见山的笔法，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点明主旨。《师说》的开头也是以“古之学者必有师”直接说明题意。和韩愈的直表文意相比，柳宗元的散文就委婉得多了，尤其是寓言。如柳宗元写《种树橐驼传》的用意在于警醒官员治理国家要顺从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