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据吴文藻观察：“近来国家主义之团体，风起云涌，国家主义之鼓吹，甚嚣尘上，在今日之中国，已与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鼎足而峙，且于最近之将来，大有驾乎二者之上之趋势。因此，三民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似已稍起龌龊，三民主义者，以为民族主义，不与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相混，故认民族主义优于国家主义。反之，国家主义者，则以为民族主义，系国家主义译名之误，欲顺言，必正名，故认国家主义优于民族主义”。(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1926年)以思想重镇清华大学为例，据时人观察，信仰国家主义乃大势所趋，“觉大多数同学之信仰，俱倾向国家主义”，主张非爱国难以自存。（周传儒：《国家主义之哲学的背景》，《清华周刊》总第361期，1925年11月27日。）
[3]据自由主义学者江绍原所言：“苏俄近来在蒙古的势力，似乎很使不少的中国人眼红。他们所说的赤色帝国主义，正指这一类的事实而言。”（参酌江绍原：《来信》，《晨报副刊》第1294号，1925年10月22日，《晨报副刊》第10分册，第46页。）
[4]对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义之倡导，此间有论者对此做了评论：“威尔逊不是大捧民族自决主义吗?说起民族自决主义，一般人就联想到威尔逊，提及威尔逊，一般人就联想到民族自决主义，像形影的一样紧跟着。但不久他们便貌合神离了!??巴黎和会议席上，威尔逊君受英相劳和乔治的影响，不肯帮助爱尔兰人的忙，且拒绝美籍爱尔兰人的代表请求‘目前殊难应允’。在第一次华盛顿重要演讲时，有人问他对爱尔兰问题的意见，他说：这是友邦的重要问题，不便随便置喙。”（详参吴载盛：《非民族自决主义》，《评论之评论》1920年第1卷第1期，第36页。）
[5]就民国初年之情形而言，“五族共和”口号有它自身的局限性，间接造成了中国内部“五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亦模糊了此间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五族共和”的口号具有明显的缺陷，袁世凯本人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从他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往来函件中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可见端倪。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致哲布尊丹巴电文》即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唐在礼、唐在章：
《蒙古风云录》;载于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6]这从陈布雷的一番话语中可见一斑。他说：“此种论风，几于弥漫全国，试披京沪报纸，满纸皆是叹词。”（参酌畏垒：《外交与内政》，《商报》，1923年3月18日第1张第2版。）
[7]竟成：《怪哉所谓蒙族自决者》，《先导月刊》1928年第1卷第3号，第4～5页。关于这一问题，早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苏俄与外蒙古代表就曾以孙氏所倡“民族自决主义”为说辞，要求国民党中央与南方政府承认蒙古政权。当时，国民党元老邹鲁强硬地回应称：“总理确有民族自决主义，不过跟着有一句话，民族自决是造成中华民族。总理民族主义的意义，固然不是大家来分割中华民国;更不是民族自决之后，把中华民国的土地，并入他国的版图。”（邹鲁：《回顾录》，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37页。）
[8]彼时，八路军政治部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对“中华民族”概念作如下表述：“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爱和平的民族。”（《抗日战士政治课本》，载于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