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边疆政治实践中的“民族自决”之讨论
● 冯建勇
前言
晚近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者，大抵会接受这样一种观点：192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变动急遽加剧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与身份转换，相较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亦可谓一个思想冲突加剧、思想界因以分裂的年代。揆诸这一时期的思想、学术史，人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主义”恣意横流的时代：各方“主义”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视为“他者”，以至于演绎出思想领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之激战，政治领域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之论争，社会变革领域好人政府主义与革命主义之辩驳等诸“主义”交织互辩的公共舆论生态。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分裂之情状，已有诸多先行研究做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于后来者增进对这个“年代”的观感颇有裨益;然则，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关于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之分裂的研究，显然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问题，即便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某一特定群体，亦断难将所涉及的问题有较为充分的“呈现”。当然，亦正缘于此，这为后来者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留有了余地。这其中，敖光旭先生围绕1924年前后国内思想界关于外蒙古与北京政府、苏俄政府之关系问题的争论，梳理了彼时思想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之实态;文明超先生透过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层面对“民族概念”应用情形的考察，再现了时人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纠结感。
基于上述先行研究的检讨，本文拟探讨之主题，不在于对1920年代以降思想界之分裂问题做宏观研究，惟期望透过梳理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国人围绕“民族自决”问题的讨论，呈现边疆政治实践过程中思想界之形状。“民族自决”理论自移植近代中国以来，即成为不同时代思想界积极关注之标的，不同意识形态对此理论均有过基于自身立场的言说。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乃是考察1920年代前后围绕外蒙古“民族自决”问题，所谓“国家主义派”、“世界主义派”展开之交锋与辩难等诸面向。通过对此主题的探讨，我们将会发现，关于外蒙古
“民族自决”问题的辩论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分裂问题，还以一个现实的政治实践问题之面向予以呈现。于是，一个问题不得不被提出：当思想上的分裂面对纠结的现实政治之际，究竟谁主谁从?
此外，在本文中，我们还将认识到，民族自决问题一旦进入实践的操作程序，必然会面临诸多的现实桎梏，与国家主权利益相对抗乃是其重要表征之一。尤其在1930年代中国国家面临严重救亡危机、中国边疆民族地区面临因“民族自决”而分离的现实挑战之际，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社会精英发现：曾经奉为救国救世之利器，反而成为别有用心者宰制中国的利刃。如此情形下，中国又该如何逃逸“民族自决”陷阱?努力地从“在时”、“在地”的视角出发，还原彼时思想界精英对此问题之考量，这将是本文拟究明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保守外蒙古：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之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随后，胜利的协约国集团出于“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及奠定战后的和平”，召开了巴黎和会。彼时的中国舆论对于这次会议抱有较高期待，一般的人们期待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政府以此会议作为拓展外交的公共舞台，进而谋求改善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相应的权益保障;当然，这种热切的期待还与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十四点和平原则”相关[1]。然而，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威尔逊自由主义的理想迅速被战胜方的诸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报复的企图所压倒，所谓反战、民族自决等原则皆无法实施。不仅如此，忝列巴黎和会战胜国席位的中国，反而成为一个被宰割之标的。此种不平等待遇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从希望转为失望，他们开始认识到，“威尔逊理想主义”原来实不足恃。于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应对环境，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潮流，并将其视为唯一救国之方。[2]
所谓“国家主义”，亦即强调推崇国家理性，认为国家有独自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或国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形式。国家主义运动最初由少年中国学会推动。1923年12月，留法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曾琦、李璜在巴黎创办中国青年党(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翌年回国于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倡言国家主义，发起“醒狮运动”。醒狮派“国家主义”之
思想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至上”，这主要是受到黑格尔、新黑格尔学派的影响;其二，在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上强调“国家至上”，国家利益先于民族利益。国家主义运动之兴起，最初乃是基于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之反动，它继承了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遗产，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追求中国独立统一为宗旨。在这个主义争雄的时代，国家主义成为继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之后又一新的意识形态;同时，青年党亦发展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
彼时，尽管国家主义运动在中国政府“修约外交”的背景下颇受一般社会人士之追捧，但国家主义者身处的时代已然迥异于梁启超撰写《新民说》的世纪之初。如果说，20世纪初如日中天的德国崛起之势尚能激发梁启超、章炳麟诸人的民族国家主义，并能号召万千人众追随其后，那么，随着时光流转，欧战中德意志帝国的战败却已使其强权至上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声名狼藉。在国家主义流行于中国之际，人们想当然地会心怀这样一种忧虑：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究竟有何种区分，后者会不会是前者的接续?将国家主义移植中国，是否会导致中国滑向帝国主义的深渊?是故，在欧战后的反帝语境中，国家主义者在阐扬国家主义理论的同时，亦不得不对德国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和名声不佳的尼采强权哲学进行批判，将国家主义与后两者予以分割，以为国家主义正名。
关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关系，作为醒狮派主将之一的曾琦提出，国家主义有时演变为军国主义，此一现象固然属其流弊，但绝非其本身之罪。军国主义之发生，有其必需之条件：精神方面，须有主张强权之学说和歌颂战争之学说;物质方面，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料品缺乏。德国即先具备上述条件而后有军国主义之发生。醒狮派的另一位主将陈启天则以“新国家主义”为流行于中国的国家主义冠名，用以区别于欧战中德意志帝国的国家主义，同时还声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随后，醒狮派之常燕生将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作了明确切割。他指出，国家主义只有一种，即保持本国之独立自主，通常情形下，它不干涉别的国家，惟处在争取自由或保卫其独立主权之际才会起而抗战。世界主义却又分为两种：好的世界主义尊重各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各民族的自决权，不把一种思想或一种制度强加给某一国家，而是在国与国平等的基础上将一切具有共同理想的国家联合起来;坏的世界主义，想用消灭一切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和
特殊的国民性的方式来强迫其他国家归于一种“典型”制度之下，实属帝国主义的原型。换言之，常燕生所理解的“典型”国家主义，仅仅是一种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形态，实与帝国主义无涉;相反，世界主义倒让人担忧，坏的世界主义有可能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渊薮。
对于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关系问题，力主实践国家主义的吴文藻亦有专门阐述。吴文藻提出，“今日的世界，是强大国家实施帝国主义，弱小民族提倡国家主义两潮相冲最激烈的时代”。他从马志尼、俾斯麦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统一的历史中获得了启示，强调国家主义赋予中央政府完全之权力的必要性，亦即“为脱离列强的羁绊、取消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收回旧有并应有的领土与主权，惟有在中国倡行国家主义”。吴文藻非常推崇意大利马志尼浪漫式的国家主义，在吴氏看来，这种国家主义是以道德为根本，以人类为前提;同时，这种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相通，此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亦即国家主义主张每个民族本民主主义精神组织共和政体。但同时，吴文藻亦认识到，国家不能超脱人类而独立，一个团体惟其有服务人类的诚意，人民才会赋予其组织国家的特权。显然，吴文藻理解中的国家主义，绝不是排他的、盲目的国家主义，实是宽容的、合理的国家主义，正所谓“国家为小目的，人类为大目的。国民当为国家牺牲者小，国家当为人类牺牲者大。一国固不容许帝国主义之压迫，亦不容许对于他国实行帝国主义，或对于曾行帝国主义者图谋报复。为抵抗故而暂时提倡国家主义则可，若以侵略而提倡国家主义则就绝对不可了”。为此，吴文藻将国家主义视为反帝国主义的手段，同时亦认为国家主义只是人类演化中的一种生活过程，决不可视之为人群中永久的生活标准，“当思何以永使国家主义之不流入帝国主义，终而自取败亡，遗笑外邦”。
诚然，国家主义派在理论上已经注意到从学术上厘正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关系，划清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界线，然则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主义还不得不直面现实政治的考量。那么，此一理论在实践中又能否经得起必要的检验呢?1924年前后，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就外蒙古问题展开的外交交涉所引发的国内舆论对该问题之立场，尤其是国家主义派与亲俄的世界主义派之论战，恰恰为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注脚。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19年外蒙古地区陷入内乱以来，由苏俄背后组织、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及蒙古青年革命团，持续推动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