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绿色GDP结果。不过，虽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从根本上看，离开绿色GDP人们就难以全面衡量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也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更难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 案例讨论
1、绿色GDP与原有的GDP有哪些差异？
2、你认为应该如何推动我国“绿色GDP”的实施？
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
案例1：利用AD-AS模型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 案例适合
AD—AS模型分析。 案例内容
AD—AS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是分析市场经济社会总量失衡问题及客观经济波动问题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国家被广泛应用。AD—AS模型原理在近年我国经济理论分析中已获初步应用。结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分析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转变过程和机制，本案例在AD—AS模型实用化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案例评析
1、我国经济三个时期的AD—AS模型分析
我国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和消费受到严重压抑，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又是如何迅速转变为通货紧缩压力的呢？
（1）、计划体制下的AD—AS模型分析。
在计划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就处在一种非均衡状态，造成这种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利率水平被人为压低到均衡利率水平之下，投资需求超过了资本供给能力（主要是国内储蓄）；二是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对农产品以及主要矿产品等重要原料的价格水平进行严格控制，以支持某些特定部门如重工业部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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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这样，（图8中D0—S0），并形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P0*—P0）。只不过由于对价格水平实行严格控制，当时这种压力被没有转化成实际的通货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逐步放开了对价格的控制，随着实际价格水平向市场均衡价格水平靠近，通货膨胀压力开始转化为真实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使得实际利率水平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需求仍在不断膨胀，推动总需求曲线继续向外移动。这样，由投资需求过旺所带来的供求缺口（图8中D1—S1）反而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图8中P1*—P1）推动价格水平继续上升。 （2）、80年代末—90年代的AD—AS模型分析。
在一些特殊的年份受一些非常规因素的影响（如1987年价格闯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投资需求空前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地方政府和民间借助强制性乱集资、高利率黑市等各种非法手段来增加资本供给，但仍然无法满足投资需求，资金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金融秩序混乱等因素，最终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图9），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激化。这正是1987—1989年和1992—1994年间中国经济所发生的真实情况，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4.1%.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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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来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头号大敌，政府政策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舒缓供需矛盾、抑制通货膨胀上。与此同时，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加剧，这主要是政府长期实行高积累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压抑的结果。但是由于投资需求的膨胀，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在大部分时间被掩盖起来。虽然有时有所显现，但通常都是在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抑制投资过热时才暴露出来，因而被看成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没有当做一个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矛盾来认真对待。因此，我们可以说由消费需求不足所形成的通货紧缩压力在通货膨胀时期已经存在，并被通货膨胀掩盖起来了。
（3）、中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后的AD—AS模型分析。 从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谨慎地启动经济，以避免经济的过度衰退。然而， 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面的扩大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收入减少。这种情况使无论下岗的还是仍在岗的工人都对未来收入产生不确定性预期，而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领域改革的推进却清楚地预示着未来支出的增加。于是人们就合理地选择减少当前消费、储蓄更多的钱以备未来之需，消费需求也进一步萎缩。再加上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品出口需求的影响，总需求曲线大幅度回移（图10中由AD2到AD3）。
而此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处于亏损状态的国有企业并没有退出生产者的行列（余永定，1999），加之高积累政策没有改变，总需求曲线基本上仍然维持在原有水平（图10中AS）。
这样一来，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发生急剧逆转，由供不应求迅速演变成供过于求（图10中S3—D3）。于是我们看到均衡价格水平大幅度降低，形成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图10中P3—P3*）。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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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建议与总结.
通货紧缩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长期矛盾，必须采取有远见的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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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消除通货紧缩的根源。
（1）、政策取向应着眼于总供给，特别是改变高积累政策
从图10中我们可以看出，治理通货紧缩有两个基本的政策取向：一是推动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即采取扩大总需求的措施；二是推动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即减少总供给。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努力方向一直集中在推动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上，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但民间投资需求仍然没有被带动起来，而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更是显得有点束手无策。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虽然通货紧缩在这些政策作用下有所缓和，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然萎靡，通货紧缩的压力仍然很大，经济回升乏力。这些扩张性政策的力度稍有减弱，通货紧缩的形势就会进一步恶化。同时，高积累的形成虽然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但要将积累率水平降下来却不是仅仅改变积累政策那么简单，因为它是与投资效率和增长质量不佳相联系的。因此，要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合理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着眼于合理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来改革与此有关的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以及价格政策等。因此解决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需要同体制改革和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进行长期的努力。 （2）、解决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是一个长期任务，需要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主要着眼点应在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最主要的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改变片面依靠高积累、高投入的粗放增长模式。现在必须着眼于长远加大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投入，采取刺激、鼓励技术进步的措施，切实把国民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短期的宏观调节政策应当与中长期政策协调起来。短期的经济刺激措施不应损害长期发展目标和中期改革目标的实现，同样中期改革目标应当与长期发展目标相一致。后者在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基本上一直是坚持的，“摸着石头过河”正是适应长期发展的目标而进行改革的生动写照，改革一直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推进的。但是，前者一直做得不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调整基本上是围绕短期经济波动而变化的，而无视甚至牺牲改革和长期发展目标的需要，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不断重复“停停走走”循环的原因之一。 （3）、在抑制通货紧缩的同时要警惕通货膨胀。
中国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事实上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只不过一直被过热的投资需求所掩盖，而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就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可以避免经济的急剧下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但是在不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不解决增长质量和投资效率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投资需求膨胀将再次掩盖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非但消除不了通货紧缩的根源，而且很容易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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