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框架
在Tiebout与Oates的俱乐部思想中，由于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财政分权可以发挥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方面的信息优势，并籍此改善社会福利状况。那么，地方政府是如何被激励提供有效宰的公共产品，即财政分权是怎样促使地方政府员大化地方社会福利水平的?实际上，财政分权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居民“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两种机制。如果这两种机制不能成立的话，财政分权提高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这一命题就不一定成立。本文的分析正是基于对这两种机制在中国成立的质疑、并结合具体国情而展开的。
(一)“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
相对于西方国家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财政分权实践，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是建立在中央与上级政府委任制的框架基础上的。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需求的重视程度。同时，“用脚投票”的人口跨区域迁移，尤其对缺少劳动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且当前中国的人口迁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改变户口身份。事实上，对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来说，他们没有被认为是合法的城市居民，也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他们依然是流出地的农民身份。因此，西方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也没有出现通过居民与地方政府的双向选择而在地理空间上进行类聚的由多个俱乐部式的地方社区组成的社会，一般说来，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和需求并不在地方政府的优先考虑范围内。
在相对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的平均收入与劳动力平均技能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相应的富裕地区劳动力具有更大的潜在流动性。这种人口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贫困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较低，相对贫困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一般说来比东部沿海地区更加忽视当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在财政收入本身存在巨大地区差异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进行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更可能挤占该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从而降低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 (二)区域差异、财政竞争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异
无论是从收入水平还是从自然资源条件看，中国大陆地区各省份都呈现出十分巨大的差异。以收入差距为例，改革以来各省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有过短暂的缩小，但主导趋势是地区收入差距持续不断地上升，在20世纪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地区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迥然不同，东部沿海地区整体上已步入工业化中期，而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中期；1995年后大陆地区的制造业出现加速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集中趋势，并且这种集中效应对地区差距的扩大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在上述背景下，坚持以发展经济为己任的各地方政府对资本这一流动性较强的稀缺要素有着近乎本能的强烈兴趣，而对当地流动性较差的劳动力要素及其需求则可能不在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范围。
另一方面，1988年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完全拥有地方开支的自主权。它与居民流动性的地区差异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富裕与贫困地区完全不同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富裕地区来说，为了吸引他们所需要的各个层次的高素质劳动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等。同样，为了吸引外来资本，地方政府不得不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财政收入给定的情况下，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提供以教育等为首的社会服务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改善投资环境有可能挤占社会服务的财政支出。富裕地区对于流动性较强的高京质劳动力的争取是通过用工单位支付工资和提供当地社会服务来达到的，但是吸引外来资本的地区间竞争又可能导致当地社会服务的减少。因此，财政分权对于富裕地区社会福利开支的影响总体上是不明朗的。 但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由于居民的流动性较差和地方政府更感兴趣的是吸引外来资本，地方政府普遍忽视诸如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需求。因此，财政分权刺激地方政府发挥更大责任的领域可能仅仅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公共开支这一项。更为极端的情况是，由于流动性较强的、较高素质的那部分劳动力总是向富裕地区流动，无论贫困地区政府如何努力改善社会服务．但其质量与数量总是不如富裕地区?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就极有可能呈现出从贫困到富裕地区流动的单一方向．这种劳动力单方向跨区域流动已经得到证实。
财政分权导致贫困地区政府引进外来资本的压力和责任增强，相应地它必须改善与其目标不匹配的投资环境。这种为改善投资环境的财政竞争进一步妨碍了当地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供给、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假说：
财政分权对富裕与贫困地区的影响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富裕地区通过支付较高工资和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吸引了更多的劳动力、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资本；贫困地区试图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努力吸引外来资本，但却明显损害了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服务供给。这两种影响模式综合起来，为吸引外来资本而进行的地区间财政竞争可能在总体上导致社会服务总供给减少，经济增长与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呈反向替代关系。 四、经验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如前所述，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对资本投资的竞争来拉动资本增长，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对资本投资的财政开支与教育开支是相互挤占的，财政分权又影响了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因此，经济增长和教育供给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反向的替代竞争关系。基于这一考虑，我们用联立方程来估算财政分权对教育开支的影响。
财政分权在中国，特别是贫困地区并不能改善教育公共供给状况。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我们把教育作为检验的因变量(EDU)。在各种衡量教育的变量中，我
们选择小学入学率作为教育的指标。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保证所有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责，许多地方都将小学入学率列入地方政府行政绩效考核体系。由于教育质量并未被考虑其中，这一指标不能完全描述教育绩效。但因为目前还没有更合适的指标，所以我们还是用小学入学率指标来反映不同地区间的教育供给差异。
中国财政分权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一种衡量财政分权(FD)的方法都有争议。财政分权表现在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两方面。由于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的复杂性，使不同级政府真正拥有的财政资源显得较为模糊，所以我们选择支出水平来衡量财政分权状况。另一种衡量分权的方法是边际保留率，它反映在地方政府对财政分权的激励程度。但是，本文所使用的衡量分权的方法不需要反映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控制程度，因此，对于可以控制多项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来说，它可能并不是一个较好衡量分权影响的指标．这里我们遵循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把财政分权定义为一个省的人均财政支出占人均总财政支出的份额。由干中国财政分权的特殊性，地方政府可能不会过多地强调教育支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支出可能会出现绝对下降，本文预期财政分权对教育的影响是负面的。
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是各省人均GDP(以PGDP表示)。它直接衡量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大小，一般说来，人均GDP对公共教育开支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另外，我们用虚拟变量“dum84”(1984年以后的都为1，其他的设置为0)，“dumB8”(1988年以后的都为1，其他的设置为0)和
“dum94”(1994年以后的都为1，其他的设置为0)表示三次重要财政改革。为了区别财政分权对于较富裕地区和较贫困地区的不同影响，我们用一个财政分权虚拟变量(FDD)代表东部沿海各省，即沿海各省的财政分权指数(FD)乘以1，其他各省乘以0。
财政分权引起的经济增长(GRW)是另外一个我们感兴趣的主题。我们用真实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经济增长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包括财政分权和各省份分权虚拟变量，分别用来反映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分权的省份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我们遵循新古典主义的传统，用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来描述资本(CAPG)和劳动力(LABG)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还用有效税率来控制税收(TAX)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教育被引入增长方程是用来检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是否产生了替代影响的。
我们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检验上述因素对教育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设立的联立方程组为：
EDUit=α0+α1FDit+α2FDDit+α3GRWit+α4PGDPit+μi+νt+ωit (1) GRWit＝
β0+β1FDit+β2FDDit+β3TAXit+β4EDUit+β5LABGit+β6CAPGit+ηi+γt+φit (2) 这里t代表年份，i代表区域，μ和η代表区域性干扰，ν和γ代表时间干扰，ω和φ分别代表教育和增长的其余影响因素。
(二)统计描述与计量结果分析
本部分的数据均来源于1979年到2001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统计以及不同年份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计量的经验分析建立在1979年到2001年各省经过整理的面板数据。我们选择1979年作为样本空间的起始点是因为1979年以前基本上是中央计划经济。
从表3可以发现，各省份差异最大的变量是各地方政府可控制的变量，如有效税率、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这些变量的方差系数均在1以上，充分说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发生了变异。同时，分权指数的方差系数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分权指数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沿海地区的财政支出水平及其提供的公共产品也高于其余地区，由于实行了义务教育法，各省份的小学入学率的差异较小，其方差系数仅为0．05，但正如下文将看到的，其他变量的地区差异性足以对小学教育供给水平差异作出有效解释。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数据计算。 为了验证财政分权是外生变量的假定，我们作如下检验。把财政分权FDit作为一个被解释变量，用可能会影响财政分权FDit的前两年财政分权变量(FDit-1、FDit-2)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检验，结果Hausman检验表明在联立方程中关于财政分权(FDit)的外生性假设不能被拒绝。
估计结果详见表4，从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财政分权没有改善教育供给，且财政分权使得中西部地区教育供给所遭受的损害比东部沿海各省多。正如本文的理论框架所揭示的，由财政分权引起的地区间竞争会导致教育支出的相应减少和教育水平的下降，这在相对贫困的中西部地区体现得较为突出。在目前阶段，投资增长引发的投资环境改善挤占了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在总体上造成了教育供给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