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嚼羽，与象箫胥鼓相应，故所为诗，专讲音韵，能得古人不传之秘”。
林伯桐，字桐君，号月亭。嘉庆举人。番禺人。幼嗜学，遂博通古今。生平好为考据之学，宗主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无门户之见。于诸经无不通，尤深于《毛诗》。著有《毛诗通考》、《毛诗传例》、《毛诗识小》，皆极精赅，阐发经义，足补先儒所未及。另著有《易象释例》、《易象雅训》、《三礼注疏考异》等，惜多未刊行。光绪中，广东学政钱塘汪鸣銮序林伯桐文集云：“岭峤治《诗》者，李绣子《毛诗紬义》，曾勉士《毛郑异同考》，得先生书，鼎足而三矣。”则广东治《诗》概况，大约可知。道光十一年(1832)，龚自珍在京师致书张维屏询问林伯桐的消息：“闻阮尚书云，有林伯桐者，美才也，而又朴学，其述作若何?乞示知。”其时，林伯桐的名声已传闻于士大夫之间。
侯康，原名廷楷，更名康，字君模。道光举人。番禺人。幼孤好学，喜读史，“及长，精研注疏，湛深经术，时人比之孔广森、汪中。”《清史列传》称阮元督粤开学海堂课士，赏其文，尤是知名。著有《谷梁礼证》、《春秋古经说》、《尚书古今文异同考》、《孝经古义考》等。《谷梁春秋》为二千年间绝学，侯康据《谷梁》以证《三礼》，虽为未成之作，但如陈澧所言：“精深浩博，为诸儒所未有。”侯康在清代广东朴学诸学者中，成就尤为突出，后世学者均高度推崇。章炳麟曾说：“《春秋》三传，《谷梁》最微，桐乡之钟、丹徒之柳、番禺之侯，皆具扶微补绝之心。”足见侯康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就。钟指钟文蒸，字展才，又字朝美，号子勤，浙江嘉善人，著《谷梁补注》二十四卷。柳指柳兴恩，字宾叔，江苏丹徒人，著《谷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侯康另著有《后汉书补注续》一卷、《三国志补注》一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皆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近人刘师培于《清儒得失论》曾说：“广东学者，惟侯康为最深醇。
徐灏，字子远，自号灵洲山人。番禺人。家贫早孤，先世习刑名之学，得其传，迭佐名郡大邑，皆有能名。徐灏虽久居幕府，却以风节自励。少好为诗古文辞，弱冠后精研经训诸史百氏，博涉多通。以小学为治经根底，尤深致力。著有《通介堂经说》、《说文注笺》、《群经辨志》等。桂文灿在《经学博采录》中称其“熟于经训，兼通算学，故考订经书、天文、算术，最为精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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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黄培芳著有《四书注阐》、《礼记郑注翼》、《春秋左传翼》等，惜多散佚不存。张维屏亦著有《读经求义》、《经字异
同》，樊封著有《论语注商》，张杓著有《仪礼古今考》、《经史笔记》，金锡龄著有《周易雅训》、《毛诗释例》、《左传补疏》，陶福祥撰有《爱庐经说丛钞》，吴文起撰《大戴礼记广笺》，何若瑶著有《公羊注疏质疑》，吴俜撰《春秋公羊经传札记》等。
道光中后期，文人学者以学海堂为依托，士之治经史工文章者日以盛，文化群体阵容强盛，名士如云，据同治《南海县志》载著名学者程恩泽典试广东时曾感叹说：“粤东今日可云盛极矣！”并云曾典试四川，视学湖南、贵州，以粤省文风为尤盛。并赋诗云：“……粤东风高不可攀，学希马郑文扬班。思深力厚取舍正，尽采荪蕙遗榛菅。问谁辟此众门径?有大菩萨临华坛(谓阮宫保太夫子)。迄今学海堂上客，各秉绝诣穷其端。
(三)东 塾 学 派
嘉道时期只是广东朴学初露锋芒的崛起阶段。及至咸同时期，“东塾学派”形成之后，才迎来广东朴学的鼎盛时期。“东塾学派”核心人物即著名学者陈澧。
陈澧(1810～1882)，字兰甫，番禺人。道光举人。读书处曰东塾，学者称东塾先生。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晚年又主讲菊坡精舍，成就甚众，英伟之士多出其门。著有《汉儒通义》、《切韵考》、《声律通考》、《东塾集》、《东塾读书记》等。
清代广东经学没有产生在全国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巨著，而且为部分的细密研究者多，而综合作全书的释例或新注新疏者少。陈澧虽然也无笺释经书的作品，但却有两部关于经学的著名专书：《汉儒通义》及《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是采两汉经师义理之说，分类排纂，欲与汉学、宋学两家共读之。书之宗旨，与当时学者专一于字义训诂、名物考订，以及热衷于汉、宋门户之争者，固自迥殊。当时著名学者戴望寄信给陈澧，大力推崇此书，汪宗衍在《陈东塾先生年谱》谓：“而尤功来世者，为《汉儒通义》一书。
陈澧自言，《东塾读书记》重点在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此书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至宋以后有宋元明学案之书，则皆略之，惟详于诸子之学，大旨在不分汉宋门户。(陈澧：《东塾集》卷四)可见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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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读书记》宗旨。陈澧生前手定副刊15卷，其余10卷均未成。《东塾读书记》为陈澧生平大著作，该书寻求微言大义，与乾嘉以后诸儒是正脱误、辨审异同、诂解音声、钩稽章句的治学路数与风格完全不同，既是陈澧生平论学之全部意旨之所在，也是当时学术风气已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标志。《东塾读书记》公论为清代经学经典名著之一。后世学者每论及陈澧，无不涉及到《东塾读书记》一书。 由于陈澧学问精博，著述甚丰，声名远播，加之“门人之盛称粤中最”，故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派——东塾学派。东塾弟子人数众多，主要成员计有：
桂文灿，字子白，一字昊庭，南海人。少有大志，淹通经术。游陈澧之门，澧大器之。桂文灿于群经无所不甄综，尤精《易》、
《诗》、《孝经》、《孟子》。著有《易大义补》、《毛诗释地》、《诗笺礼注异义考》、《周礼今释》、《论语皇疏考证》、《孝经集证》、《孟子赵注考证》、《四书集注笺》等，汇刊为《南海桂氏经学丛书》。桂文灿治经，涉及面十分广泛，下笔快，著述多。同治元年(1862)，桂文灿至京，献所著《经学丛书》，得旨留览。后据宣统《南海县志》载，曾奉谕云：“所呈各种考证笺注，均尚详明。《群经补证》一篇，于近儒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经说多所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功。”这是清代广东学者著述受到最高统治者直接褒奖的第一人。曾国藩称其“于国朝研经诸儒，洞悉源流，不独为粤中翘楚，抑不愧海内硕彦”。
廖廷相，字子亮，一字泽群，南海人。光绪进士。学海堂专课肄业生。生平受学于陈澧最亲且久，笃守师法，公认为是陈澧的嫡系传人。凡经史百家，博观约取，务得其要，尤精《三礼》，著有《三礼表》、《群经今古文家法考》等。据《陈兰甫先生澧遗稿》称，陈澧年轻时曾欲撰《三礼表》：“盖读《三礼》者，苦其浩如烟海。幸有江氏《纲目》，整顿礼文，若名物制度之等差，作表以明之，可与《纲目》并行也。《纲目》《仪礼》为主，此则《周礼》为主。”后来陈澧将此任务交给廖廷相，并云：“《三礼表》之书，乃经学所必当有之大书，吾弟肩此任，甚善。”廖廷相圆满著成此书，为经学作出贡献。 马贞榆，字觉渠，号季立，顺德人。选学海堂专课肄业生，为陈澧入室弟子。张之洞督粤创建广雅书院，聘为理学分校。张之洞移督湖广后，又任两湖文高等学堂教习，讲授《尚书》、《春秋》。著有《尚书课程》、《左传义》、《经学课程》、《周易要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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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衍桂，字天船，番禺人，陈澧弟子。少聪颖嗜学，能文工诗善书。年三十二补县学生，屡应乡试未中，晚年闭户养病。笃好读
《易》，取上下经十翼逐句逐字皆详解之，于汉宋诸儒旧说不相沿袭而能融会贯通，著《周易象义测》。陈澧《周易象义测序》称其“用心甚细，用力甚专……非数十年之功不能成此。
此外，陶福祥著有《爱庐经说丛钞》，林国庚著有《近鉴斋经说》，温仲和著有《三礼经纂》、《读春秋公羊札记》，陈伯陶著有《孝经说》，黎永椿著有《说文检字》等。
东塾学派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广东朴学的集大成者。广东朴学兴起于嘉道之际，鼎盛于同光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说，东塾学派是清后期广东朴学运动的代名词和广东文化群体的一个缩影。东塾学派的形成，提升了广东学术界的整体地位和知名度，将清后期广东学术水准推至高峰。东塾学派的形成，也是嘉道间阮元督粤开学海堂课士，广东朴学运动兴起以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而广东朴学的集大成者陈澧，则以一代宗师资格，跻身于全国一流学者之列而毫无愧色。
第二，完成了汉宋兼采，是清代朴学的殿军。清代朴学鼎盛于乾嘉，以江苏吴派、安徽皖派为代表。嘉道之后，朴学风气开始向浙江、湖南、四川、广东等地流衍，而以广东成就最为突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阮芸台督粤，创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于是其学风大播于吾粤。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正道出了道咸以后清代朴学盛衰轮替的发展大趋势。此外，清代朴学有所谓汉、宋之争，门户水火，壁垒森严。嘉道以后，朴学由盛转衰，繁琐考证已难餍人心，门户之争，也多为有识者唾弃。故提倡汉宋调和、融合汉宋即汉宋兼采之风逐流行，已是大势所趋。在这股潮流之中，陈澧是个关键人物。嘉道以来逐渐兴起的汉、宋兼采之潮流风气，至陈澧才算正式完成。以陈澧为代表的广东学派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功绩，后世学者都从不同层面予以承认和肯定。故叶德辉在论清代经学流派时曾说：“东塾派有陈澧，所著曰《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澧为阮元再传弟子，然近世所谓汉、宋兼采一派者，至澧而始定其名，故别为派以殿于后。”“东塾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咸同之际，广东除东塾学派之外，还有一个九江学派，为世绝称，其代表人物为朱次琦。与陈澧一样，朱次琦也是融合汉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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