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家后，互相切磋，景星有得，洞见“本体”。其学以“虚无”为本。辑有《宋明道学四书》，又为湛若水的《心性图说》作注。
郭棐(?～1610)，字笃周，南海人。师事湛若水，闻心性之旨。其学以湛学为宗。反对门户之争，他在《粤大记》中指出：“人之为学，亦惟尽心尽性。阳明、甘泉之学，即周程朱陆之学也；周程朱陆之学，即孔孟之学也。”著有《粤大记》、《广东通志》、《四川通志》、《梦菊全集》等。
湛若水弟子中知名者，非岭南籍者为多。主要有广信永丰(今属江西)人吕怀、江西德安人何迁、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洪垣、浙江归安人唐枢、湖南常德人蒋信、江苏宜兴人周冲等。这些弟子“皆不尽守师说”，都具有调和王、湛的倾向。
湛门后学，虽不及王门之盛，但名义上的传人仍大有人在，“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黄宗羲称湛若水后学，或与王学相融合，或与王学相对立，而融合者居多。
吕怀弟子唐伯元(1540～1598)，字仁卿(一说仁俊)，号曙台，澄海人。强调践履，而不同意王阳明“新说”，认为《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主张“外欲无理，外情无性”。还认为儒家“中庸”与释家“平等”是一致的。编著有《醉经楼集》、《礼编易注》、《白沙文编》、《二程语类》。 唐枢弟子许孚远(1535～1604)，浙江德庆人。其学以“克己”为要。孚远高弟有陕西长安人冯从吾(1556～1627)和浙江山阴人刘宗周。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说：“甘泉之学，一传而为何吉阳、唐一庵，再传而为许敬庵，三传而为刘蕺山，从调和湛王，渐变而为王学修正派，以挽救王学末流之弊，而开辟思想史上另一个新的局面。
三、朴 学 (一)阮元与广东朴学
“朴学”本指训诂名物考据之学，因其学风淳朴谨严得名。又因其师法汉儒，不尚空谈，故又名“汉学”、“实学”。清代学术以朴学为中坚，乾嘉时期，朴学臻于鼎盛，吴派惠栋、皖派戴震相继崛起，风行大江南北，一时学者辈出，著述充栋，考订校勘蔚为风尚。但广东因僻在海隅，情况有些特殊。
9
清初广东学界，承献章、若水之遗，崇尚理学，如胡方、冯经、冯成修、劳潼诸儒，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言心言性，穷理笃行，与清初以后兴起的厌倦主观的冥想而趋向于客观的考察，以训诂名物考订为内容的汉学、朴学风气，实在是大相径庭。乾嘉时期，北方几位经学大师在广东大力倡导汉学风气，其中以惠士奇、全祖望、翁方纲、钱大昕最为著名。惠士奇(1671～1741)于康熙末年任广东学政,任职期间,“毅然以经学倡”。全祖望(1704～1755)于乾隆十七年(1752)任肇庆端溪书院山长，以古学劝勉士子，提倡实学。翁方纲(1728～1818)于乾隆二十九年任广东学政，著《粤东金石略》。钱大昕(1728～1804)于乾隆三十九年督学广东，“申严月课之令……自是诸郡闻风，童子皆知读全经矣。”以上诸人，皆为乾嘉考据学大师、朴学中坚人物，但由于各种因素，他们对广东学术影响有限。故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说：“康熙末，惠半农督广东学政，始以朴学励士，其季者有?惠门四君子?之目，然仍皆文士，于学无足述者。”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体现了奖励倡导朴学的学术方向,有潜移默化之功。
郑养性，字师堂，一字舜斋，揭阳人。康熙末年，吴门惠士奇督学粤东，崇尚经术，养性曾献所注《周礼》、《左氏》等书，士奇称其为“开风气之先”。
至嘉庆中后期，广东有少数学者，或因仕宦京师，或因会试游历，对外间的汉学、朴学运动已有所闻。更有少数人士如陈昌齐、冯龙官等受风气浸染或风云际会的原因，业已身体力行，加入到训诂小学、名物制度的行列中，开始追赶时代潮流，成为先知先觉者。 陈昌齐(1743～1826)，字宾臣，号观楼，海康人。乾隆进士，历官至浙江温处道。陈昌齐为一代学者，于学无所不窥，天文、历算、乐律、音韵尤为洞悉。入翰林，充《三通》、《四库》馆纂修官，与当时著名学者纪昀、戴震、钱大昕、王念孙、邵晋涵等人相过从，著有《经典释文附录》、《大戴礼记正误》、《天学脞说》、《测天约术》及《荀子正误》等。陈昌齐是清代治诸子学的先驱和重镇之一。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称之为“粤东硕儒”，誉其“所著各书，皆有以发前人所未发”。梁启超则称：“粤中第一学者，推嘉庆间之海康陈观楼昌齐。
冯龙官，字孟苍，顺德人。诸生。年幼，父即教以小学，上口能解说。肄业粤秀书院，专致力于声律，旁及考据。壮岁出游，沿楚入蜀，所至与名流硕彦讲求问学，业大进益。归则聚群书穷日夜研究，曾迄五夜不辍。广注群经，考据精博。著有《十四经附录》、《尔雅
10
注》、《说文解字注》、《古籀文注》、《困学纪闻注》等，惜多未刊行。
以上两人的经历说明，嘉庆中后期，广东的汉学、朴学氛围正在初步酝酿形成之中，只是势单力薄，多属孤军奋战，远未形成气候。直至嘉道之际，阮元督粤之后，这种局面才明显改观。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历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年入京，为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达。阮元一生虽为达官显贵，然学问渊博，长于治经。主要著述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诗书古训》、《畴人传》、《研经室集》等。尤好风雅，历官所至，到处提倡学术，兴学教士，奖掖后进，辑刊图籍，钱穆称之为“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在粤九年，于学术文化建设事业贡献颇多，如开局重修《广东通志》、创建学海堂以经史之学课士、辑刻《皇清经解》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厥为两端：
首先，提倡实学，扭转广东学术风气。阮元来粤后，因粤人不治朴学，便开学海堂教授经古之学，《雷塘庵主弟子记》称其“仿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所有举贡生员，奖给膏火一月者折给银一两。佳卷渐多，学者奋兴，有佳文一卷而给膏火数月者”。不但如此，阮元还鼓励诸生著书立说，并亲自策划指导，示以治学方向和途径。如樊封学海堂课，阮元十分赏识，并请他纂辑《三朝御制诗注》。道光元年(1821)，学海堂冬课题为《四书文源流考》，课后阮元命周寅清、郑灏若、胡调德、侯康四人同纂《四书文话》一书。又选历年课卷优异者辑刻为《学海堂集》，以示奖励。以上种种举措皆影响致深，从此广东学风为之一变。宣统《南海县志》谓“自阮文达公督粤开学海堂以古学训士，经史词章，分门课习，然后人知向风，一时经师词宗联翩蔚起，风气始丕变焉。”
其次，奖誉提拔一批人才，使之成为日后广东朴学运动的中坚。阮元在两广总督任内，通过开局编纂《广东通志》及学海堂考课等途径，奖誉、延揽、提拔一批人才。如吴兰修，阮元“爱其才”；如熊景星，阮元“首拔识之”；如侯康，阮元“击赏之”等。吴荣光在《竹香弟建业堂诗集叙》中说，阮元督粤开学海堂，“越明年，得曾明经钊、仪孝廉克中二士，邮书示余。”可见他是随时随地在留心发现人才，每得一佳士，便按捺不住心中喜悦，要让好友知己共同分享。
11
道光六年(1826)，阮元移督云贵，临行前酌定《学海堂章程》，为学海堂发挥长久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广 东 学 派
《清史稿》称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这种特殊的经历和地位，使他声播海内，也使学海堂声名鹊起，为世人瞩目。更重要的是，学海堂使广东有志实学者开始拥有一块自己的阵地，不断发现、奖掖、选拔优秀年轻人才，以维系广东文化群体经久不衰。时人即谓：“天下为真学问者，岂敢谓无人。然师友讲习者，则惟吾粤有学海堂。”以学海堂创建为标志，广东学派开始迅速崛起，人才蔚出，著述成果先后问世。
曾钊，字勉士，南海人。道光举人。笃学好古，勤习经史，每日有功课。喜藏书，筑“面城楼”，竭半生之力，储积数万卷。入都时，见武进刘逢禄，据《清史》载，刘逢禄称：“笃学若勉士，吾道东矣！”阮元赏识他并任为学海堂学长。著有《周易虞氏义笺》、《周礼注疏小笺》、《诗说》、《诗毛郑异同辨》、《论语述解》等。曾钊治学，态度最为谨严，“或以经解经，或援据精确不袭故说，不尚新奇，最为世所推重云。”同治《南海县志》对曾钊有着精辟的评价：“我朝取士之法，沿自前明。士子束发受书，只知以《论》、《孟》、《学》、《庸》为根柢，而六艺浩博，止抄撮什一以供应试之需。自康熙至乾隆，元和惠士奇、大兴翁方纲先后视学粤东，以学问词章为诱掖，而后青衿髦士，始知全读《五经》。厥后冯来庐经、劳莪野潼为经学大师，授徒最盛，而渊源出自冯潜斋成修，大约以义理为指归，但求阐发宋儒之说而止。故道光中，番禺林伯桐、鹤山吴应逵皆劳门都讲，经术湛深，而恪守师传，终不出宋人窠臼。惟钊研求古训，穿穴群书。文字则考之《说文》、《玉篇》，训故则稽之《方言》、《尔雅》，虽经传简奥，隐晦难通，而因文得义，因义得音，触类引申，皆能以经解经，确有依据，非如郢书燕说，缘饰附会而失其真。故吾乡谈经术者，代不乏人，而以汉学为倡，断自钊始。”曾钊是广东专治朴学第一人，在广东学术转折过渡时期具有关键作用与重要地位。堪称“湛深经术，博稽古籍，吾粤治汉学者为最先”。 李黼平，字绣子，嘉应州(今梅县)人。幼颖异，年十四精通乐谱，及长治汉学，工考证。嘉庆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江苏昭文县知县，因亏挪落职而入狱，数年才得归。阮元督粤，即聘评定学海堂课艺，留府授诸子经。著有《易刊误》、《毛诗紬义》，后者曾被阮元刊于《皇清经解》中。《清史列传》称“其论诗谓心声所发，含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