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家后，互相切磋，景星有得，洞见“本体”。其学以“虚无”为本。辑有《宋明道学四书》，又为湛若水的《心性图说》作注。
郭棐(?～1610)，字笃周，南海人。师事湛若水，闻心性之旨。其学以湛学为宗。反对门户之争，他在《粤大记》中指出：“人之为学，亦惟尽心尽性。阳明、甘泉之学，即周程朱陆之学也；周程朱陆之学，即孔孟之学也。”著有《粤大记》、《广东通志》、《四川通志》、《梦菊全集》等。
湛若水弟子中知名者，非岭南籍者为多。主要有广信永丰(今属江西)人吕怀、江西德安人何迁、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洪垣、浙江归安人唐枢、湖南常德人蒋信、江苏宜兴人周冲等。这些弟子“皆不尽守师说”，都具有调和王、湛的倾向。
湛门后学，虽不及王门之盛，但名义上的传人仍大有人在，“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黄宗羲称湛若水后学，或与王学相融合，或与王学相对立，而融合者居多。
吕怀弟子唐伯元(1540～1598)，字仁卿(一说仁俊)，号曙台，澄海人。强调践履，而不同意王阳明“新说”，认为《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主张“外欲无理，外情无性”。还认为儒家“中庸”与释家“平等”是一致的。编著有《醉经楼集》、《礼编易注》、《白沙文编》、《二程语类》。 唐枢弟子许孚远(1535～1604)，浙江德庆人。其学以“克己”为要。孚远高弟有陕西长安人冯从吾(1556～1627)和浙江山阴人刘宗周。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说：“甘泉之学，一传而为何吉阳、唐一庵，再传而为许敬庵，三传而为刘蕺山，从调和湛王，渐变而为王学修正派，以挽救王学末流之弊，而开辟思想史上另一个新的局面。
三、朴 学 (一)阮元与广东朴学
“朴学”本指训诂名物考据之学，因其学风淳朴谨严得名。又因其师法汉儒，不尚空谈，故又名“汉学”、“实学”。清代学术以朴学为中坚，乾嘉时期，朴学臻于鼎盛，吴派惠栋、皖派戴震相继崛起，风行大江南北，一时学者辈出，著述充栋，考订校勘蔚为风尚。但广东因僻在海隅，情况有些特殊。
9
清初广东学界，承献章、若水之遗，崇尚理学，如胡方、冯经、冯成修、劳潼诸儒，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言心言性，穷理笃行，与清初以后兴起的厌倦主观的冥想而趋向于客观的考察，以训诂名物考订为内容的汉学、朴学风气，实在是大相径庭。乾嘉时期，北方几位经学大师在广东大力倡导汉学风气，其中以惠士奇、全祖望、翁方纲、钱大昕最为著名。惠士奇(1671～1741)于康熙末年任广东学政,任职期间,“毅然以经学倡”。全祖望(1704～1755)于乾隆十七年(1752)任肇庆端溪书院山长，以古学劝勉士子，提倡实学。翁方纲(1728～1818)于乾隆二十九年任广东学政，著《粤东金石略》。钱大昕(1728～1804)于乾隆三十九年督学广东，“申严月课之令……自是诸郡闻风，童子皆知读全经矣。”以上诸人，皆为乾嘉考据学大师、朴学中坚人物，但由于各种因素，他们对广东学术影响有限。故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说：“康熙末，惠半农督广东学政，始以朴学励士，其季者有?惠门四君子?之目，然仍皆文士，于学无足述者。”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体现了奖励倡导朴学的学术方向,有潜移默化之功。
郑养性，字师堂，一字舜斋，揭阳人。康熙末年，吴门惠士奇督学粤东，崇尚经术，养性曾献所注《周礼》、《左氏》等书，士奇称其为“开风气之先”。
至嘉庆中后期，广东有少数学者，或因仕宦京师，或因会试游历，对外间的汉学、朴学运动已有所闻。更有少数人士如陈昌齐、冯龙官等受风气浸染或风云际会的原因，业已身体力行，加入到训诂小学、名物制度的行列中，开始追赶时代潮流，成为先知先觉者。 陈昌齐(1743～1826)，字宾臣，号观楼，海康人。乾隆进士，历官至浙江温处道。陈昌齐为一代学者，于学无所不窥，天文、历算、乐律、音韵尤为洞悉。入翰林，充《三通》、《四库》馆纂修官，与当时著名学者纪昀、戴震、钱大昕、王念孙、邵晋涵等人相过从，著有《经典释文附录》、《大戴礼记正误》、《天学脞说》、《测天约术》及《荀子正误》等。陈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