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设备(facilities )。设备有赖于经费充足与否。充足的经费能够购买政策执行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材料，甚至雇佣执行人员等。经费充足将极大地提高政策执行的品质。
（4）权威(authority)。政策执行人员应当具有权威，才能顺利推动政策执行。权威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资源。其理由如下： 权威可以加强执行者的责任心；
权威是获得协调的基础； 权威往往意味着某方面的专长； 权威是工作分派、指导和控制的依据； 权威是奖惩的基础。 3、执行者偏好
政策执行人员通常具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极大地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首先，各机构政策执行人员对同一政策所持的态度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这是因为各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本位主义（parochialism）的倾向。此外，政策执行人员由于竞争性的政策兴趣，由于对政府指令做出了选择性的解释，表现在政策执行行动中就是公然抗拒、阳奉阴违、敷衍塞责等，导致政策不能有效执行。
执行者偏好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很大，要解决政策执行人员不利偏好对政策执行的不良影响的问题，有三种方式可用：其一，可以将执行人员更换为支持政策的人员；其二，可以通过加薪、升迁、福利等激励手段强化政策执行人员的执行行为；其三，可以采取惩罚、制裁措施，迫使政策执行人员努力执行政策。
4、官僚组织结构
官僚组织在结构和运作上的两项特性，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成败。 （1）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标准作业程序指官僚组织为有效处理复杂的日常事务所发展出来的一套例行的惯例规则。执行机构订立的标准作业程序可以节省处理时间，实现公平服务的要求，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因此，官僚组织应该建立适当的标准作业程序，以有效执行政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标准作业程序也可能对政策执行具有下列不利影响：其一，限制执行人员执行能力的发挥，导致执行行为缺乏弹性，无法适应客观环境变化；其二，标准作业程序还可能产生目标置换（goal displacement）的弊端，即政策执行人员将手段性的标准作业程度当作主要行为目标，为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以致放弃了达成政策目标的任务；其三，执行人员可能会以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为借口，抵制创新与变迁，由此导致政策执行难以适应变革的政策环境的需要。因此，应根据具体政策的特性，选择是否具有标准作业程序的机构来执行。
（2）执行权责分散化（fragmentation）
执行权力分散到不同的机构，因事权不专所带来的协调困难、资源浪费等，往往造成政策执行不力。比如美国在社会福利方面，联邦的一百多个社会福利计划，分由十个不同的部门负责执行，以致成效不佳。因此，应当调整权责划分，强化沟通协调，减少事权不专、责任不明的情况。
总之，爱德华所提出的执行模型抓住了影响政策执行的最为关键的几个因素，但是该模型却没有讨论目标群体、各种环境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因此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七、高金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麦尔科姆·L.高金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研究员，在美国多所大学讲授政治学。1990年，高金等人在其出版的《政策执行理论与实务：迈向第三代政策执行模型》一书中，提出了“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式”（the communication model of intergover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如图6-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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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高金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高金等人认为第一代政策执行研究呈现出演绎的途径(deductive approach)，而第二代政策执行研究则呈现出一种分析性的归纳途径（analytical approach）。但是，政策执行是一种极为繁复的过程，是一系列发生于不同时间与空间的政治与行政决策和行动的过程，而不只是单独采取演绎或归纳的途径就可解释。因此，他们主张政策执行研究不应忽视各种层次中执行动态面的探讨，其所提出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