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利益基本一致，市场是一架权衡商品和劳务价值的可靠机器，无需另外有别于市场的项目评价机制。私人利得的加总便可得到社会总福利。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逐渐关心到社会效用、生产和消费水平、资源配置以及一般社会福利问题，从而诞生了福利经济学。无论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多么模糊，但以一定规范作为标尺，使社会“福利”的增减及高低可以排列，供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况下进行抉择，其中包含着投资项目评价的基本思路。因此，作为投资项目评价的理论支撑，应以福利经济学的诞生为标志。 项目评价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其雏型与实践，美国人认为由富兰克林首创。而现代意义的费用效益分析则是法国工程师杜比特提出。杜比特在 1844年发表的“公共工程项目效用的度量”论文中，提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作为对公共项目的福利贡献进行评价的衡量标准。但项目评价的实践是在1936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控制洪水法案》之后逐步展开。法案规定实施洪水控制项目必须遵循项目的效益超过其成本的原则，但没有提出一套如何计算和比较项目的费用效益的具体方法。随后，美国逐渐将项目评价的内容和程序予以标准化，并逐步扩展到其它领域的项目评价中去。但项目评价基本构架的形成，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兴起，项目评价的内容不断得以发展。 2.投资项目评价的发展
国际上现代投资项目评价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项目评价。该阶段以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为界。在此期间，自由放任的学说支配着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英美。项目评价从属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强调利润动机行为。由于所假定的经济环境为在政府自由放任政策下的完全竞争，投资项目评价的发展停留于如下贡献：①社会净权益概念的诞生。1844 年法国工程师杜比特（J. Dupuit）发表了《论公共工程效用的度量》，首先提出消费者剩余的思想，并作出关于消费者剩余的几何解释。他指出，投资项目的产出乘上其价格等于消费者的实际支付量，这是投资项目的最低社会收益；投资项目的全部社会收益则等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支付意愿与实际支付量之差可以用来衡量所谓的消费者剩余。这一理论直接导致了作为费用效益分析基础的社会净收益概念的诞生；②福利经济的诞生。20 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者一般只注重私有企业行为的研究，认为一个好的政府的主要任务仅限于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以及提供少数不可缺少的公共设施和服务，而忽略了公共选择与政府治理行为的研究。但以帕累托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这一缺陷。帕累托最优状态正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个体行为与政府、公共行为的一致性所导致的个体及公共行为的最佳状态。这一思想强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一致性，也就没有必要从追求公共利益的角度对投资项目进行特殊的分析评价，从而使得投资项目评价在政府与公共投资中的作用与地位得以弱化。
第二阶段：投资项目评价的实践和探索阶段。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国家自由放任体系的崩溃，一些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运用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公共建设工程来挽救萧条的经济。这类短期的措施成为其后宏观经济管理的常规手段，并取得成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政府为了军事动员，在战后期间又为了国民经济的重建和恢复，都运用各种政策和行动干涉和控制微观经济活动，以动员人力和物力实现国家规定的目标。随着各国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积累和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加强，政府干
预社会经济的需要和作用逐渐增强。因此，在欧洲提出了实施“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计划”的主张和纲领，在美国则有“伟大社会”的方案。其中在加大公共项目投资和兴办基础设施中出现了最初的投资项目评价方法，从而产生现代意义上的项目评价理论和方法体系初步架构。例如，1936年美国为了有效控制洪水而大兴水利工程并颁布《全国洪水控制法案》[1]，该法正式规定运用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评价洪水控制和水域资源开发项目，并提出只有当一个项目产生的效益（不论受益人是谁）大于其投入费用时该项目才能被认为是可行的，这成为项目费用效益分析的一项基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