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人员讯问时再次翻供，否认参与水产码头伤害致死黄焕海，并作出了十分详尽的无罪供述（其中的诸多情节，在裴日红、裴贵、杨炳棋、黄子富当庭独自接受讯问时，也得到了印证）；然而，时隔三天后的8月17日，黄子富再次接受检察人员讯问时，又作了有罪供述，“承认”参与水产码头伤害致死黄焕海，并在8月17日的供述中首次提到了将被害人衣服扔进了海里的内容，并在这份笔录中“纠正”之前“乱编的”供述内容，供称押黄焕海到水产码头门口时，他抓住黄焕海的衣服撕扯，把其长袖衣服解下了，后来在码头的时候，把衣服放一边，抛尸后把死者的衣服扔到了附近的海里。虽然黄子富在之后又两次“纠正”之前“乱编的”供述内容，但对将死者衣服扔到了海里的内容，一直没有“纠正”。直到本次开庭时，才全面推翻以前的有罪供述。
为什么之前近两年时间一直不认罪的黄子富在2011的5月30日会作认罪供述？黄子富为何作了认罪供述之后又两次翻供并都在一两天之后又作认罪供述？难道是让被告人黄子富作认罪供述的办案人员，掌握了什么先进的审讯方法吗？被告人当庭对这些疑问作出了合理解释：其遭受了公安人员的吊打、电击等严酷刑讯，为了让其向检察院作认罪供述，公安人员在检察人员对被告人提讯之前先在看守所内的谈话室（电视室）对其进行刑讯，逼其接受检察人员讯问时按照他们的要求“供述”。
与黄子富将死者的衣服扔到海里的供述相随，一直作有罪供述并不断“纠正”先前“供述”的裴贵，从未提到过黄子富将被害人衣服扔到了海里。直到2011年8月30日向检察机关作“总结性”供述时，才“纠正”之前“乱编的”供述，说是看到黄子富将死者衣服扔到海里了。但到本次开庭时，裴
贵也像黄子富一样，全面推翻了以前的认罪供述，并作出了合理解释：公安人员在讯问中对其进行了逼供；其对检察人员作认罪供述之前，公安人员先在看守所里的谈话室对其进行过逼供，其所作认罪供述的内容是按照公安人员的要求说的。
对于黄子富将死者衣服扔到海里的情况，裴金德、裴日红、杨炳棋的供述中从未提到过。如果裴金德、裴日红、杨炳棋、裴贵、黄子富确属共同作案，黄子富在伤害致死被害人后将其衣服扔到海里的情况，其他被告人不可能不了解；多次作有罪供述的各被告，特别是自第二次讯问笔录就开始作有罪供述的裴金德，不可能不供述此情况。唯一的解释是，黄子富将受害人衣服扔到海里的情况，根本不存在，完全是黄子富信口胡编的，或者是其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供述”的。（对此，黄子富当庭表示，是受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乱说的。）而裴贵对此情况的供述，也系办案人员逼供所致。
被告人裴日红、裴贵、杨炳棋、黄子富都当庭揭露被公安人员刑讯逼供，并详细地说明了被刑讯逼供的地点（公安局审讯室和看守所的谈话室）和刑讯的方式（吊打、电击等）。被告人虽然承认检察人员没有刑讯逼供，但却指出检察人员讯问之前，公安人员对被告人先行刑讯，逼被告人在接受检察人员讯问时按他们的要求“供述”。被告人及辩护人虽然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刑讯逼供的存在，但从被告人所作“供述”的实际情况看，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显然无法排除。
虽然检察人员没有对被告人刑讯逼供，但这不意味着检察人员讯问之前先由公安人员进行的刑讯逼供，就不算刑讯逼供。如果不是因为向检察
人员作有罪供述之前受到了刑讯逼供，像黄子富这样，才向检察人员作了无罪供述，过一两天再接受检察人员讯问时又推翻无罪供述面改作有罪供述的情形，就难以理解了。因为，没有人相信，检察人员会巫术，知道头一天被告人不作认罪供述，第二天就会作认罪供述，从而准备好去取供，还进行录相。
2、无确实证据证实，海里打捞出的衣服，就是被告人黄子富、裴贵供述的黄子富扔进海里的被害人的衣服。
根据黄子富及裴贵的供述，公安机关委托海事部门打捞出了衣物若干。公诉机关出示了被告人指认某中一件衣服是被害人黄焕海所穿衣服的指认笔录及指认录相，以及几位证人指认该件衣服为黄焕海所穿衣服或最像黄焕海所穿衣服的指认笔录及指认录相，以证明该衣服就是被告人黄子富扔进海里的被害人的衣服，进而证明包括黄子富在内的几名被告人将黄焕海伤害致死后，其衣服被黄子富扔进了海里。
辩护人认为，根本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办案机关打捞出的衣服，就是受害人所穿的衣服，而且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该衣服就是黄子富扔到海里的。该衣服根本不是办案机关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提取到的“隐蔽性很强的物证”。
首先，被告人黄子富、裴贵当庭均否认将被害人伤害致死及黄子富将被害人衣服扔到了海里，称之前的供述是被逼供、诱供的。对衣服及照片的指认和辨认，是在被逼供的情况下，按照办案人员要求及暗示进行的。
据被告人黄子富陈述，其在进行的衣物照片辨认时，他正在犹豫，旁边的侦查人员就对他说“你看这6号，照片上的颜色比实际的浅”，他立即明白了，是要他指认这6号。后来，侦查人员又跟他说，辨认衣服的时候，也别费劲了，就认11号吧。第二天，对衣服实物进行辨认时，录像显示，果然，被告人直接指认了11号，也就是所谓的“天天红”夹克。
其次，衣服为种类物而非特定物，打捞衣物的海域，常有渔船停靠，他人失落或丢弃与黄焕海所穿衣服相同或相似的衣服，很正常。没有证据证明，打捞出来被指认为黄焕海所穿衣服的“物证”衣服，实际上就是黄焕海所穿衣服。无论多少人进行辩认，都只能得出相似性的结论，而得不出确定性的结论。
再次，一件在海水里浸泡了两年的衣服，而且是打捞人员所称大部分埋在海里淤泥下面的衣服，不可能保持像被指认、辩认为黄焕海衣服的“物证”衣服这样完好，而且标牌的金属涂附还闪闪发光。
最后，有关证人的证词对黄涣海所穿衣服的特征描述，与被指认、辩认为黄焕海衣服的“物证”衣服，并不完全一致。
基于上述分析，辩护人甚至怀疑，所谓的“物证”衣服，是人为抛入海中，而后打捞出来充当“物证”的。否则，公安机关如何保证一件两年前扔入海里的衣服，不会漂移之他处，而在确定水域进打捞？！
（四）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完全是出于办案人员的合理想象和简单推理，而不是利用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案被告人供述的一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