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内部不同类型的改变，从长时期的对比看并没有导致植被覆盖的很大变化。二是景观受人文影响的程度提高，尤其表现在农村聚落变化显著。集中在聚落数量增加、单一聚落占地规模变小、聚落区位条件显著变差和建筑材料显著改变四个方面。
丘陵区抗御季节性干旱能力增强，主要体现在合理调蓄、利用以降水为主的地表水资源。综合多年的研究成果，合理调蓄利用降水资源具有良好的科学基础：一是天然降水数量大，具备良好的水源条件；二是土壤蓄水潜力大，尤其是土体“富水土层”的揭示与作用机制研究，展示了“土壤水库”的巨大蓄水抗旱潜力；三是依靠生物自身调控功能储蓄水分；四是依靠工程水库蓄水；五是大力发展节水避旱农业。抗御丘陵区季节性干旱，发挥“土壤水库”、“生物水库”、工程水库的蓄水功能与潜力，运用农业节水工程与技术，恢复和完善现有水利工程设施，以集水区或小流域为单元，建立拦蓄为主、蓄排相济，水、土、生（物）互利，标本兼治的水分管理模式，实现丘陵区生态系统水资源的良性循环，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
发挥工程水库的蓄水抗旱功能，恢复、完善并配套现有水利工程设施，在充分发挥它们的调蓄功能的同时，可确保耕地在中等干旱年份有旱无灾；因地制宜利用沟谷、低洼稻田等兴建山塘、水库等小型水利工程，如以丘陵自然地貌集水区为单元，兴建以塘堰为主的蓄水系统，效果十分理想。大力推广应用微灌、滴灌、喷灌等先进灌溉技术；通过“冬扩、春保、夏避、秋补”或采用间作、套种等措施，改变现有耕作制度，推广应用避旱种植模式，使作物生理需水敏感期避开干旱高峰期；推广地面覆盖技术，耕作保墒也是农业节水的重要措施，最常用的有中耕破土（冬深夏浅），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增加土壤的降水渗入量。此外，推广免耕技术、抗旱耐旱品种和土壤保水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缓解旱情。采用“土壤－水分－生物”资源利用的互利型模式。
集水区是环湖丘陵景观中相对独立且整体性强的、最基本的地理生态单元，随着农业用地集约经营度的不断提高，集水区内的坡地、旱地和稻田的土壤有机质、全N与速效N量稳步增加，坡地、旱地的土壤贮水量显著提高，土壤侵蚀模
9
数明显下降。虽然在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加大稻田投入的边际生产率较低；旱地后备资源数量大、种植技术普遍低，无论发展旱粮或经作，加大投入都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坡地林、果、茶和塘堰养鱼等开发，有着广阔的空间、巨大的市场和较高的效益，增加投入可保持相当高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开发或培植空间大、发展前景广阔并保持较高边际生产率的主导产业或项目，便可大量吸引和容纳劳动力、资金、物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引发集水区开垦开发利用模式的改变。针对环湖丘岗开发普遍存在的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提出了丘岗资源保护性开垦利用技术。包括：（1）第四纪红土红壤，防止水土流失、建立水土资源协调发展机制，控制和减少降水的地表径流、扩大土体内渗流；（2）高标准水保坡地，降水径流系数，土壤侵蚀模，采用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方法，丘岗地可以大规模开发，不会造成水土流失；（3）已改造成为等高梯土撩壕的丘岗地，具有巨大的蓄洪、抗旱潜力，丰水季节可增蓄的土壤水，雨季节可增蓄土壤水。形成了丘陵区地力提升与退化修复技术体系，包括高效经济绿肥开发、稻草易地还土和旱作秸秆就地翻压还土、作物有机专用配方肥开发、农田减磷控氮施肥技术、园地减氮施肥与养分优化管理和退化农业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等方面。
对于退化的环湖丘陵区红壤旱地，重点是通过稻草易地还土、旱作秸秆就地翻压还土、扩种经济绿肥等措施，强化土壤有机质积累，扩建“土壤水库”，优化种植结构，并增施土壤调理剂，协调旱地“水（分）－肥（力）－生（物）”的关系，实现旱作优质高产；对于已被工矿“三废”污染的耕地，亦建立了一套污染土地无害化高效利用技术体系，轻度污染的重点采用施有机肥、合理灌溉等农艺措施进行改良；中度污染的以施用土壤降污改良剂为主的措施进行修复与改良；重度污染的则采取改变耕作制度、切断食物链的措施进行改良。建立了丘陵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与技术体系，山地“林－药－果”、丘陵“草－粮－牧”、岗地“果－粮－猪”、平湖“粮－经－牧－渔”、水域“水生经济作物－水禽－水产”共生、蓄洪垸“林－草－牧－渔”、庭园“猪－沼－果”、城郊（或旅游区）“农业观光园”等8种区域性高
10
效生态农业的实用模式，初步形成了茶叶、水果（以柑橘为主）、苎麻和庭园农林牧鱼全面发展的科技先导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与技术体系。
三、洞庭湖生态功能区保护与综合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洞庭湖流域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由于洞庭湖区的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不协调，进而导致湖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湖泊面积减小，调蓄能力下降，湖区洪涝渍灾害加剧，同时还伴随着很多的次生环境和经济问题。
（一）湖泊湿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1. 盲目开垦和改造，导致湿地调蓄功能衰退
过度围湖和毁湖垦殖, 是洞庭湖区湖泊数量和面积锐减的主要原因。自1949年以来, 洞庭湖区共加修堤垸266个，围湖造田及堵支并流导致湖泊面积减少了1659km2，减少调蓄洪水能力8.00×109m3, 湖泊水面净减38.1%，湖容净减40.6%。湿地面积的减少导致湿地调蓄功能衰退，湖区洪涝灾害频繁，经济损失越来越严重。频繁而严重的洪涝灾害制约了湖区经济的发展, 危及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生物资源利用过度，湿地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
湖区水域面积的迅速减小严重破坏了生物的生存环境。洞庭湖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适于生物生长。据统计，湖区原有水生生物270多种，天然鱼类资源丰富，其中鱼类114 种，是国内著名的淡水鱼业基地之一；鹭、鹳、鸥和鹤等鸟类生物也有157种之多。但由于湖面缩小，生物资源趋向衰退。近年来许多珍稀鱼类几近灭迹，国家一类保护的白鲟、中华鲟和二类保护的胭脂鱼、鲥鱼已很少见到。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水生哺乳动物白鳍豚在洞庭湖乃至长江内几乎绝迹，二级保护的江豚总数也不足1000头，而在洞庭湖的保守数据是100左右。历史上，在洞庭湖越冬的水鸟达到30至50万只，据科考数据，2003～2004年为13万多只，2004～2005年为11万只，2005～2006年少于10万只。
过渡捕捞，鱼产量下降。解放初，整个湖区鱼类的捕捞产量为30000 t/a，现在约为11000t/a，下降了63.3 %左右，而且常规鱼种下降，趋向于小型化。据统
11
计，上世纪90年代，东洞庭湖平均年捕捞产量约为19028吨，2001年约为14376吨。2006年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的渔业资源常规监测结果：日均单船渔获量仅为6.35公斤，比2005年下降7.4%。鱼类个体普遍呈小型化、低龄化。据对9种主要经济鱼类的年龄分析鉴定，1～2龄鱼占80%以上。刚出生“连眼睛都没有睁开”的鱼花，都难逃劫难。近年来，为了发展高档高市场价格的鲶、黄颡等鱼类的饲养，湖区原本不要或不捕捞的小鱼、螺、蚌等也被全部打捞上来，冷冻起来作为高档肉食性鱼类的饲料。超强度无序甚至违法的渔业捕捞，不仅造成了鱼类资源的明显下降，而且对整个洞庭湖的生物多样性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从物种变化来看，种类变化小，但结构变化较大。1970年代以前，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等江河半洄游性鱼类占32％，鲤、鲫、鲶等湖泊定居性鱼类约占63％，刀鲚等咸淡水洄游性鱼类占5％。1990～2001年间水产部门资源监测表明，虽然洞庭湖鱼类种类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其组成结构有较大变化。捕捞产量明显以鲤、鲫、鲶、黄颡等湖泊定居性鱼类为主，最高达86％；“四大家鱼”在渔获物中所占比例不足10％，刀鲚等洄游性鱼类几近绝迹。
随着泥沙的大量淤积，草滩和水位消落区面积减小，饵料基础遭破坏，鱼类资源逐渐衰竭，渔汛大为缩短，湖泊产鱼力下降。而且特种鱼类品种减少或基本灭绝。据水产部门观测调查，短鳍鱼、铜鱼和鲟鱼等十多个品种已经少见或基本灭绝。多年来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和过度的捕猎使许多野生动物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每到渔汛期, 外来渔民大量涌入, 增大了捕捞密度, 形成了掠夺式经营的局面, 导致鱼类产量和数量急剧减少; 对鸟类的过度捕猎、捡拾鸟蛋的现象在湖区每年都很严重，特别是在迁徙季节使用排铳、地枪和毒杀等方式和手段进行猎取，导致鸟类种类和数量急剧减少。
3. 生物灾害频繁发生
主要是血吸虫和东方田鼠。血吸虫是因其成虫寄生于脊椎动物血管中而得名。它隶属于动物界、扁形动物门、吸虫纲、裂体科、裂体属，亦叫裂体吸虫或住血吸虫。我国只流行日本血吸虫病，简称血吸虫病。血吸虫病严重危害着流行区人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