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上，拘束太甚，导致贤者唯唯诺诺，不肖者又上下其手，贪赃枉法，实际上是由虎狼之吏执掌国柄。这与黄宗羲视秦汉以来的政治法律制度为“非法之法”的观点如出一辙。
顾炎武试图从理论上否定君权的绝对性。他认为，君主是一种职位，“而非绝世之贵”。他又辨析天下与国家，辨析“亡国家”与“亡天下”。他认为，“保其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大卜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国家是一人一姓的王朝，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天下”高于一家一姓的“国家”。这个思想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从天下观的角度，把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顾炎武在同一篇章中依然把“无父无君”视为“禽兽”。这表明，他并没有从传统的君臣关系论和纲常论中走出来。
(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
顾炎武力主矫治君主过度集权之弊，通过改革权力配置，适度强化地方权力，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的政治设计方案。
顾炎武主张改“独治”为“众治”，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权力。他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乃归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益尊。”（《日知录·守令》）在《日知录·郡县》和《郡县论》中，顾炎武认为废封建变郡县是历史之必然，虽说“封建”是圣王之制，然而圣王立于今天，也不会再行“封建”。时至今日，郡县制也走到尽头，必然有所更革。“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顾亭林诗文集·郡县论》) 当今制度的最大弊病是郡县无权，“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令皆不得专之……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日知录·守令》）。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富国裕民，抵御外患，又不利于天子之尊。天子将天下之权分配给百官，才能真正实现“执天下之大权”。
因此，顾炎武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顾亭林诗文集·郡县论一》），基本构思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分权；赋予县令“生财治人”之权和选聘县丞以外其他吏职之权；尊令长之职，改七品知县为五品县令，并选拔熟悉风土人情的贤才担任；经三年试用和十二年考察，凡称职的县令晋级益禄且得为终身之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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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留任的县令，年老退休时可传子或荐贤为新县令。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的实质是使郡县制中的县令可以终身任职并世袭。顾炎武认为这样一来，县令就会像关心自己家财私事一样关心县政。这种县令又不是小国封君，他要向皇帝负责，受郡的领导，有政绩的考察。且可以随时罢撤。 在顾炎武看来，这种体制可以同时防止“其专在卜”和“其专在上”两种弊端。 顾炎武同宋明以来许多思想家一样，认识到皇帝过度集权是现行制度的弊端，试图以兼取郡县与封建之长的办法完善君主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既然皇帝执天下之大权，以天下为私产，导致法之弊 和民之困，难道地方官执地方之权，以地方为一家之私产，就能真正改善吏治吗？一部君主政治史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三)废天下之生员
士风问题是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士大夫是文化的载体，是君主政治的骨干、中坚和基础。土大夫群体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君主政治的兴衰成败。在当时，几批评时政者，大都对空谈心性、八股取士提出非议，认为士风不正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变学术风气，改革科学制度，是人们议论的热点问题之一。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对此多有评说。顾炎武明道救世与“废天下之生员”的主张是典型代表。
顾炎武在《日知录自序》中提出“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他认为空谈心性、八股取士危害极大，其对学术、人才的摧残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针对当时官僚、胥吏、生员同监同腐的种种弊端，顾炎武提出 一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 ）在他看来，重振儒家经学，废除生员制度，对改变腐败的吏治、士风具有釜底抽薪之效。 顾炎武指出，以八股取士的弊端很多。明代秀才大多只知道诵经书，，对于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一窍不通。但天下生员数以万计，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且免除赋役。结果是“杂泛之 差，乃尽归于小民”。许多生员在地方横行无忌，基于上述原因，顾炎武大声疾呼废除生员制度，防止生员武断乡曲。
顾炎武主张大幅度改革国家的育才选官制度。其要点有二：一是改革考 试内容，限制生员人数，主要选拔兼通《五经》、《二十一史》和当世之务人才。二是仿照古代的乡举里选的做法，以“辟举”制度代替现行生员制顾炎武对明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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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制度的批判是鞭辟人里的，但他提出的改革途径，多曾在历史上实行过。实践证明，这些办法不可能根除士大夫群体的种种陋习。顾炎武还建议实行买爵之法，允许用钱去买功名、买地位。这都表明，他只是在传统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和设想一些治表性的改良方案。
（四）正人心厚风俗的名治思想
七、王夫之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改造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曾举兵衡山，武装抗清。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自称“船山遗老”，故人称“船山先生”。他反思亡明教训，立志明道救世，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政治、哲学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等，收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著作很多，大部分是在湖南西部深山中写成的，当时没有流传，所以没有受到清朝当局的注意，否则，以其坚决反清的态度，在清初的几次文字狱中就难以幸免。他的著作一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刻板印行，影响及于全国。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排满的阶段，他的著作起到很大的作用。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融哲学、史评、政论于一体，尤其在政治哲学方面博采众长，独放幽馨。他推崇王充，独宗张载，修正程朱，扬弃陆王，改铸佛老，然后精研易理，淹贯经史，参驳百家，推陈出新。王夫之把哲学思辨、历史分析和时政品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构集批判、调整、改造、肯定于一体的政治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古典哲学作了总结，可以为继承人所凭借，这是他的最大贡献。
历史学家向来认为明末清初有“三大儒”：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这三个诚然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大人物，但他们的贡献各不相同，顾基本上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的贡献另有所在。王夫之的贡献是旧时代的总结。黄宗羲的贡献是新时代的先驱。（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第332页。）
王夫之的政治学说极其宏富，这里仅能列举一二。 ( 一)论“循天下之公”
王夫之以“公天下”为最高政治价值标准，他认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读通鉴论》卷末）“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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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论》卷十七）他坚持天下为公、君为私的标准，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 人”，并据此对秦汉以来的政治作了深刻的分析、评判。所谓“秦愚”、“宋耻”，即君主以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实行绝对君权，而招致颠覆、外侮。在他看来，秦汉之制虽客观上实现了“天下大公”，而君心之私仍为天下之大弊，这是天下动乱的根源。
王夫之着重从三个方面批判了历代的暴君暴政。
其一，帝王“独富”是民生疾苦的政治根源。王夫之认为，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豪强兼并，而在于横征暴敛和官吏腐败。不均、不公是天下之大弊，“天子无大公之德以立于人上，独灭裂小民而使之公，是仁义中正为帝王桎梏天一之具”。要根治这种弊端，就必须实行这样的制：“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相仿相差而各守其畴”《读通鉴论》卷五）。
其二，帝王“独尊”是导致君臣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认为。帝王本应“贵士大夫以自贵，尊士大夫以自尊?《读通鉴论》卷八），而秦汉以降“天子孤高于上”，视臣下为犬马、土芥，官吏备受凌辱。这就必然造成大臣无耻，因循苟且，政治腐败。
其三，法制之弊是导致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在郡县制下，“其治九州也，天子看一人也”（《读通鉴论》卷二十），辅臣人数不多，且难于广开言路，一旦帝王肆意横行，大臣奸佞枉法，就会导致政治腐败。
王夫之对秦汉以来的制度多有非议。但是，他历史地考察三代之制和汉唐之制的利弊得失，肯定后者的历史进步及合理性。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明显地优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 ( 二)理势相成与政治变革
王夫之自称是一个“观变者”。在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评论中，有丰富的变革思想。他对“理”与“势”的认识，表达了他的变革观。理与势是理学中的一对对立的范畴。理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势就是历史实际发展的形势或趋势。他认为理和势是统一的。历史中的理与势也就如自然中的理与气。理是“当然而然”，势是“不得不然”，即理表示历史发展的当然，势表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指的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王夫之认为一般不在特殊之上，也不在特殊之先，一般不能离开特殊而单独存在，只能依附特殊而存在，这就是所谓“理在事中”。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中心。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传统问题。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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