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但是黄宗羲又是头脑清醒、面对现实的思想家，他并不主张立即原原本本地尽复旧制，而是力图以西周、汉唐制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调整弊端百出的宋明制度。他针对明代弊政，提出恢复宰相制度和学校议政制度，设置相对独立的边镇等，以改革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防止宦官专政。
明清之际，人们普遍把辅臣无权视为明代弊政和亡国之因。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尖锐地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认为废除宰相制度有三大弊端；一是君主更加轻视群臣，使君臣之间形同主奴。二是不能补救君权传子之弊。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三是朝政尽归于宦官。明代阉党之祸尤为酷烈的根源在于罢相，而相权落人宦官手中。黄宗羲主张恢复宰相制度，由宰相、公卿、谏官与天子公议朝政，从而排除宦官专政的可能性。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黄宗羲主张参行郡县和方镇两种体制。他又认为?自三代以后 ，乱天下者无如夷狄也”。边疆民族频频侵扰乃至入主中原，“则是废封建之罪也”（《明夷待访录未刊文·封建》）。但“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他认为唐朝就是因为方镇太弱造成的。他又分析了封建与郡县的利弊，指出：“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为了兴利除弊，巩固边防，他认为“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最为可取。具体做法是：在边疆各地仅设方镇，“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凡按时期贡，治理有方者，“许以嗣世”。(《明夷待访录·方镇》）。所谓方镇，实质是享有自主权、近乎封君的地方行政实体。
如果说恢复和加强宰相、方镇权力是为了调整帝王与朝臣公卿、封疆大吏的政治关系和权力配置用， 完善和加强学校的职能，就是为了强化舆论制约，调整朝廷与在野士大夫的关系。
宋代以后，君权日趋绝对化，谏议机制的功效大大削弱。宋制与唐制相仿，而其机构与职官往往形同虚设，谏官的职能也进一步向监察百官偏移。至元、明、清，干脆取消了专职谏议机构及相应的言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主张仿效古制，完善谏议制度。黄宗羲则集其大成，设计了学校议政的制度。
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黄宗羲主张天子“公其非是于学校”。他认为，学校议政是圣王之制。在三代，人们可以在学校评议朝政，“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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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为充分发挥学校议政职能，黄宗羲主张实行学校议政制度，即学官由国家任命改为公议推举，学校定期评议政治，天子百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在他的政治设计中，提出建立两个具体制度：一是天子定期亲临太学听谏制度。每月初一，天子率宰相、六卿、谏官到大学，以弟子身份听祭酒讲学。祭酒有权批评朝政，“直言无讳”。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将历代帝王听讲学、纳谏诤、采舆论的做法制度化，并进一步提高学校地位，扩大其议政职能。 二是地方官定期接受士绅批评制度。伐鼓号于众”。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士大夫群体的清议作用，强化对地方官的舆论监督。
黄宗羲将历代君主政治中的积极因素，诸如乡校议政、群臣谏议、处士横议、太学生于政、书院说论、士大夫清议及帝王听讲经书、采纳民意之类，加以集粹并力图使之制度化、经常化。其中太学祭酒、郡县学官由士人公推，由他们代表民意的设想内蕴着某些近代民主因素。但是，他没有设想：如果议而不纳，谏而不改，帝王和官僚一意孤行，又当如何处置？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规范和程序，制衡最高统治者，使其不得违反公议和民意？因此，黄宗亲的政治设计仍属于谏议范畴，与近代民主政体不能同日而语。
(三)“重定天下之赋”与工商皆本
在君主制度下，土地和赋税问题是关系到君民关系、政治稳定和国计民生的大事。黄宗羲认为秦汉以来，无论田制、税法都存在弊端，从而导致民生困苦，他主张改革田制，重定税法，实行“工商皆本”，以减轻民众负担，发展经济。
黄宗蒙认为：“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井田系由帝王授田于民，是君养民；后世庶民自己买田，是民自养。民众耕种自己的私田，即使按古制最轻的税法征赋，还是太重了。造成民生困苦的原因，不仅在于井田不复，而且在于税法不周。横征暴敛使民众达到无以自养的地步。针对这种状况，黄宗象主张推行屯田，“重定天下之赋”。
所谓“重定天下之赋”，有四层含义：一是“履亩而税”。他主张将土地编号，设立号长，“按号而为催科”，改变按户征税的现行办法。二是“任田不任用”。即改变秦汉以来根据国家和君主的需求确定赋役数量的做法，而根据土地数量重新确定赋役数量，“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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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出兵养兵之赋”。(《田制三》）。三是“任土作贡”。即废除专以钱和银为赋、困瘁民生的税法。四是解决税额不齐问题。具体做法是：土地分为五等，制定数量标准，在丈量时有量可依，避免出现税额不平的问题。
黄宗羲批评“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他一反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鲜明地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在黄宗羲看来，“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以财计三》）。他反对官府垄断矿产，他主张废除金银等贵金属货币，以铜钱作为统一货币。
黄宗羲的“重定天下之赋”和“工商皆本”的思想，着眼于调整君民关系，着眼于发展“切于民用”的事业，以达到天下安富。尽管他的一些具体主张是不现实的、幼稚的，诸如恢复井田、废除金银货币等，但总的说来，黄宗羲的财政经济思想和主张，切中时弊且符合潮流。特别是“履亩而税”的主张，与清代赋税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工商皆本”的思想更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黄宗羲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是激烈的、精彩的、深刻的。在近代维新思潮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明夷待访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黄宗羲的思想言论只能成为历史上特定形势下的一段慷慨陈词而已。 就主观因素而言，黄宗羲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有“王者之心”的君主。他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一位圣明的主体来重新规范“纲常伦物之则”，以仁义来正人心、兴天理、去人欲，所谓“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以题辞》）。而所谓的“圣王”充其量是一个理想化的文化符号，自古以来就不曾有过，更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
就客观而言，黄宗羲终其一生，待访而无访，而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强大的大清帝国。黄宗羲所代表的思潮长期处于沉寂之中。当他的思想再度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一种新的政治思维方式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并形成一股波澜壮阔的思潮。这些都注定了黄宗素的政治理想和具体设计，不可能成为现实。
黄宗羲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成就凝集着中国古代政治批判思想的精华，而他的个人悲剧，恰恰是传统政治文化所固有的局限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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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顾炎武改革君主集权政体的设想
顾炎武(1613～1682年），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后因清朝入主中原，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明亡，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 武 装抗 清斗争并 决意不与 清 廷 合作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拒不就荐；次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馆。此后，即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都。康熙二十年在山西曲沃病逝。在北游的二十余年中，顾炎武遍游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行了万里路，亦读了万卷书。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
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 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 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近50种。
顾炎武与黄宗羲交友至厚，政见大致相同，其有特点的政治主张有以几点： ( 一)批判“私天下”的政治体制
顾炎武激烈批判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认为专制君主集一切权力于一身，是造成“百王之敝”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三代盛世与后世弊政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公天下”，后者是“私天下”。顾炎武说：“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顾亭林诗文集·郡县论一》）专制君主出于“专大利”的目的，视天下为私财，集大权于一身，由此造就了维护私天下的法律制度和官僚制度；君主集一切权力于一身，是各种政治弊端的根源。首先，君主一人的才能根本无法胜任使天下致治之责。再次，君主猜忌群臣，移权于法，造成吏治败坏。总之，帝王依靠百官，百官弄权。由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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