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本思想最后的形成，则是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系统提出限君方案、唐甄的《潜书》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为标志的。因此，新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黄宗羲、唐甄，次及王夫之、顾炎武、傅山等人；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和《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与唐甄的《潜书》在旧民本思想基础上吸收了“非君论”等异端思想，开创了新民本思想的体系，对新民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二者相较，唐甄没有提出详尽完整的解决君主专制制度的改革方案，而《明夷待访录》则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从建设方案上看，黄宗羲试图通过扩大相权和士子的参政议政来限制君主权力，通过重民轻君论、君臣同事论和君臣朋友论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未涉及民选问题。上述政治方案所规定的政治体制，显然与欧洲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等的“君主立宪”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差别。
新民本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其哲学观念，包括自然人性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构成新民本的哲学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政治观念，它包括激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全面限制君主权力，要求重新确立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官民关系等，构成新民本思想的主体内容；第三个层面是作为政治观念外延的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和学术思想，如兵民合一论、工商皆本观念、经世致用思想等等。
新民本思想的性质与特征
黄宗羲、唐甄们在对君主专制的反思和批判中所形成的“新民本思想”，是一种介于旧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之间具有过渡性的政治学说。要论证新民本思想的这种过渡性质，必须将民本思想、新民本思想以及民主思想这三种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政治理念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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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本与民本的比较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工作，是比较新民本思想与民本思想，二者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民本思想形成于领主制时代的春秋战国，其时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以“重民尊君”为宗旨的民本思想应运而生，目标是建立君主专制和加强中央集权来消除战乱，维护国家的安定和提高行政效率。新民本思想则形成于明末清初，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在运行了2000年后走向烂熟，弊端暴露无遗，吏民都饱尝其淫威和苦果，所以形成了以“重民限君”为宗旨的新民本思想。
第二，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态度不同。由于饱尝战乱之苦，所以先秦民本思想论者对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充满希冀。新民本思想论者则洞悉二千年来君主专制带来的灾难，故对君主专制制度满怀激愤，通过吸收“无君论”和“非君论”等异端思想，向君主专制制度发起空前猛烈的批判。
第三，政治体制的设计不同。民本思想形成于纷乱的春秋战国，它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所设计的蓝图，是把维护国家安定的希望寄托在君主专制政体上。而新民本思想则试图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幅度改良，通过扩大相权、学校议政对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限制，变君主与臣民的主奴式关系为同事关系和师友关系，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安放人格平等的基础。新民本思想提倡改变君主集权政治，主张“分治”，试图以万民为基础(或是媒介)，构筑新的君臣关系，扩大臣在政权中的作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针对那种将君主置于法律范围之外或之上的“口含天宪”式的法律体系，主张把君主也纳入天下之法中。在《置相》里，针对世袭制度下可能产生的庸暗之人继承君位，主张非世袭的贤者就任宰相并强化其权能，以分君主之权威，使“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在《学校》中，主张不以朝廷之是非为是非，而要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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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非为是非。“总的说来，由于把治世的原点从君主移于到了万民，从而就架空了古来的皇帝一元的专制权力，进而由公论为基础的‘分治’，来填充架空了的专制权力。依照这种见解，他把公论导人专制权力之内，试图谋求权力之重新整编与再生，在所谓专制分治的这种政治路线上，设想一种新的君臣关系。这就进一步打破了从来的以君主为原点的德治主义的政治观，以及在其范畴内的君臣一体式的家产官僚的君臣观和官僚观。”这种政治体制中的人际关系，显然在试图突破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的框架。
第四，对国家最高领导者——君主的态度不同。民本思想抨击坏皇帝，颂扬好皇帝；新民本思想则抨击一切专制皇帝。如《明夷待访录》对“今之君”的全面否定，《潜书》指斥帝王皆杀人之“巨手”。所以，民本思想常将民本与尊君结成对子，而新民本思想则常将民本与限君结成对子。
第五，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体制的设计不同。民本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其时战乱不休的局面正是西周分封制带来的恶果。为此，它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郡县制来取代分封制。新民本思想充分吸取了郡县制的历史教训，认为单纯实现郡县制不仅带来行政质量粗劣等问题。而且并不能消除国家的动荡与战乱，所以主张中央与地方分权而治，或实行封建制与郡县制并用的政治体制。
王夫之《读通鉴论》主张中央与地方分权而治，认为“上统则乱，下统则治”。顾炎武《郡县论》也指出如果放权给郡县，则天下治理得会更好：“郡县之中，天下治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方镇》中也指谪集权制度互相推诿和扯皮等效率低下的弊端，以及集权制缺乏分流和分层、牵一发而动全身等毛病，提出应当适应社会发展之大趋势，恢复方镇，使方镇与部分地区之州县并行，把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有“分治”之权，既可从纵的方面废除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君主的绝对权力，又可以从横的方面革除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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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割据、削弱国家统一以及设立郡县而产生的“疆场之害无已”的弊端。他指出：“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黄宗羲的《方镇》未能从根本上根除专制制度下郡县与封建制的弊端，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观念——多元化观念。另外，他主张用方镇来震慑朝廷，以地方牵制中央，达到相互制约：“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
第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是指以农民为基础，、与君相对的社会群体；而新民本思想中的民则是指以农民为基础、加上新兴的手工商业者和市民以及经营性商业性地主的成份复杂的社会群体。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以后将专辟一题讨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新民本”具有与传统民本思想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方案和改革目标，然而这种不同并未形成质的变化，只能产生一种过渡形态。
新民本来源于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远源于原始民主，对其进行了适合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性改造，形成了“民本一尊君”一体二翼的基本范式和格局，民本与尊君是“一对”(double)而非“两个”(tw0)的关系。
也有相同的地方
民本思想无论新旧，都是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思想，是建立以君主政治为核心、易于操作的政治制度。旧民本思想只反对桀纣一类暴君，而新民本思想则反对一切专制君主，但赞赏分权给臣民的君主，尤其是三代之君。新民本思想全面提出了限制专制君主的种种措施，使它与片面限制君主权力的旧民本思想区别开来。新旧民本思想都强调民众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和君主统治的前提，君主专制必须以重民和爱民为前提，但旧民本思想与“尊君”观念密切相关，而新民本思想则与“限君”观念密切相关。它表明，旧民本思想通过反对暴君和颂扬明君来约束君主的不良行为；而新民本思想则通过全盘否定三代之后的专制君主来达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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