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中国古代向往平等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反专制思想是在宋元明清时期产生的具有特殊性的政治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开始逐步衰落的时期，也是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芽并有所发展的时期，在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出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家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要求冲破思想禁区，反对旧的权威和旧的思想统治，提出了具有民主气息的反专制思想。反专制思想是对儒家传统尊君观念的反动。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把封建君主说成是代天行事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始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期间，时有在野土人发出非君的呼声，但在长夜漫漫的封建社会中，仅仅是微弱的力量，但这些呼声并没有消失，到了元代特别是明清之际，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站在时代的前列，继承了这些思想成果。他们发扬了孟子“君为轻”思想的积极因素，吸收了鲍敬言的无君论和《无能子》中的非君观念，形成并发展了反专制思想。反专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邓牧、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
反专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线索之一，基本上是在宋元明清的历史时期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思想表现形式，是封建专制行将没落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的思想表现形式，它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形成阶段，主要以邓牧为代表。邓牧作为元代初期的进步思想家，他通过对古代理想社会的向往，以古今对比的方式，大胆地抨击了封建专制，成为反专制思想的先驱，从而标志着反专制思想的形成。
二是发展阶段，主要以李贽为代表。李贽生活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当时，封建专制的种种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作为时代的叛逆者对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抑尊辟圣，这些基本思想的提出是反专制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三是完善阶段，主要以黄宗羲和顾炎武为代表。黄宗羲目睹了明朝末年封建专制腐朽的现状，经历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农民起义的风浪，以及身遭官僚大地主阶级政治迫害的严酷现实，对明王朝的封建专制强烈不满，他以显示自己特点的猛烈抨击的方式，提出了“君为害”的口号，以及为削弱封建君权的分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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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达一时期反专制思想进一步完善的标志。顾炎武的反专制思想力陈君主个人专权的弊端、分权众治的长处，并主张经世致用，使他的反专制思想付诸实践，提出了诸如“保天下匹夫有责”、 “博学于文，行已有耻”、 “引古筹今”、 “拨乱涤污”等脍炙人口的名言，表现了他的深刻思想，从而标志着反专制思想发展到完善阶段。
一、鲍敬言的无君思想
鲍敬言是西晋之际的思想家，“好老庄之术”，其全部思想已无法考证。他的无君论思想记载在葛洪的《抱朴子·诘鲍篇》中。主要内容如下：
(一)古者无君，胜于今世。“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汛然不系，恢而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认为这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那里，没有国家，没有君主，也没有战争，没有君臣等级，这是对无君理想的描述。
(二)君主是强者凌弱，智者诈愚的产物。他正确在认识到君主产生的根源在人类社会内部，并进而指出君主制度的暴虐本质。
(三)君主的统治违背人民意愿。人性本来就是自由不受束缚的，但君主制度“捕飞禽以供华玩，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君主制度成为人民身上的枷锁。因而，君主的统治不但于人民无益，反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一是剥削民众，致使民众贫困、痛苦，二是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
鲍敬言还指出，即使是最开明的君主，也不如无君。君主试图治理天下，却使天下越治越乱。要想根除社会动乱的根源，只有废除君主制，回到无君无臣的黄金时代。
鲍敬言的无君论虽然有强烈的复古倾向，但他对君主制度的批判还是非常深刻的。
与他争论的葛洪则坚持有君论的观点。认为君主专制符合自然法则，君主的产生为了造福人民，君主可以节制人好利的本性。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也曾表达过无君无臣的思想，认为君主专制实即“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脆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转引自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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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能子》否定圣人、君王和纲常的政治思想
《无能子》是晚唐无名氏的著作。(刘泽华 , 《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
明清卷）》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6年11月第1版 , 第206页)《无能子》大约成书于887年前后，作者曾登仕籍，后避乱遁世，隐姓埋名，是一个淡泊名利、愤世嫉俗的土人。
《无能子》政治思想的特点是：以老庄自然无为思想为主旨，抨击等级名分、伦理纲常和君主政治，斥之为祸乱本源；主张人类社会返朴归真，废礼教，弃人伦，无贵无贱，无君无臣；从批判和否定封建礼教、君主制度，走向了否定人类一切社会关系和文化的极端。无能子的社会政治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它反映了某些崇尚道家思想的士人的政治意识，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一)自然、无为的天理论
自然、无为、无心的天理论是无能子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无能子的宇宙观是元气自然论。《无能子》开宗明义，提出了天地人及万物皆以“混吨一气”为始基，在气的运行中繁衍生化的观点。他认为“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同“气”字)充溢，分为二仪”，“天地既位，阴阳炁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无能子·圣过》，以下引该书仅注篇名)。由阴阳之气化育出来的天地万物“同出于一”，是生而平等的。万类生而平等，没有高低尊卑之分。因此，最初的自然秩序处于一种无差别的状态。“所以大古时，裸虫与鳞毛羽甲杂处，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无宫室之制。茹毛饮血，无百谷之食。”(《圣过》)在无能子看来，这种无差别、无文化、无司牧，纯任自然的社会秩序是最理想的，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与此相悖的。
无能子认为圣人是人类社会的罪人。
圣人的罪过之一是以“强名”区别万物，把不平等强加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圣人硬性区别人与虫，“强名之日人”，将万物置于人的主宰之下，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圣人又强行分辨“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接下来，圣人强行破坏“无尊无卑”的社会关系，区分人类的贵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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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强建之，乃君乃臣”。“名一为君，名众为臣”，这就设立了“一可役众，众不得凌一”的君主制度。“于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节”，进而有了“贵贱之等”、“贫富之差”（以上见《无能子·圣过》）。
圣人的罪过之二是宣扬纲常名教，愚弄人心，离间世人。“夫无所孝慈者，孝慈大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则以情相苦，而孝慈反为累矣。弊则伪，伪则父子兄弟将有嫌怨者矣。”（《无能子·质妄》）圣人强凋血亲关系和父慈子孝，使人们有亲疏之别，不能平等地对待一切人。这不仅会离间父于兄弟，还会使人变得虚伪。
圣人的罪过之三是倡义乱世，开启了人类的物欲和争心。圣人区别贵贱上下，“既而贱慕贵，贫慕富，而人之争心生焉”。“争则夺，夺则乱。”圣人为了抑制争夺，“立仁义忠信之教、礼乐之章以拘之”，这又开启了荣辱是非之心，使“人情繁而怠，怠而诈，诈而益乱”（《无能子·老君说｝））。
圣人的罪过之四是以严酷的统治造成了广大民众的疾苦。圣人为了治乱世，弭纷争，“不得已乃设刑法与兵以制之”，从而导致“覆家亡国之祸，绵绵不绝，生民困贫夭折之苦，漫漫不止”。
总之，圣人“强分贵贱尊卑以激其争，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无能子·圣过。），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合理和无限的苦难。圣人创制度,立纲常，行教化，施刑政，开启祸端，摧残人性，使人类社会离万类天然平等的理想境界越来越远。
无能子认为，君主政治是万恶之源。他蔑视王权，认为所谓的帝王尊严毫无价值可言。帝王称谓是硬性编造的，“夫强名者，众人皆能为之”。人人皆可自为，何贵之有？况且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十分之中，山岳江海有其半，蛮夷戎狄有其三，中国所有，一二而已”。因此，“夫中国天子之贵，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战争之内，自尊者尔”。更不用说，帝王非神非圣。许多帝王为争天下，穷嗜欲，“战争杀戮，不知纪极，尽人之性命，得己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这种角色悖逆天理，灭裂人性，无可称道。
无能子的治国主张，简言之，即“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蹂于刀几则烂矣?（无能子·老君说》）。这种治国论蕴含两层意思：一是摒弃礼乐典章、伦理纲常、刑法权谋，否则“诱动人情”，导致“民之有心”，反而越治越乱；二是顺应自然和时势，使人类社会重返无主无从、人兽混同的境界，所谓“夫鱼相忘于江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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