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的创作：李梦阳所作七言古诗雄浑悲壮，如《石将军战场歌》，结构紧凑，音调雄壮，气象阔大。七言律诗也不乏佳作，以气象高古、意象开阔取胜，表现出一种崇高美。如《秋望》，意境苍凉。
何景明的创作：长于七律，虽然同样学杜甫，但与李梦阳追求的雄浑格调不同，何诗风格俊逸，兴象闲雅。
※ 李何之争：
①关于“法”的论争：“法”，即作文写诗之法。
李梦阳的“法”是古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具体方法，是创作诗文应该遵循的原则个规矩。他认为，要想作某种诗歌就必须遵守其法则，不然就不是这种诗歌了。因此他批评何诗“有乖于先法”。但李梦阳的这种句法讲求影响到了情感和意义的表达，过分模拟前人的字法、句法和篇法也难免有剽窃之嫌。
何景明的“法”则是“取境”之法，也就是诗歌中会意造象的方法。他主张象与意的统一，他的法侧重于对作者意的表达，是用而不是体。他主张学习古诗的精神情意，研究古人的心法，在精神意气上接近古人，而不是在语言篇章所表现的形体上模仿古人。何景明还认为字句、篇章之法会束缚和阻碍诗歌创作。
②对诗歌体貌追求的不同：“俊亮”与“柔淡”
李梦阳认为何景明诗歌过于俊亮，缺少温柔淡薄的思致，徒有宛亮的调子，而没有沉着雄丽的作风。也就是说，何景明的诗歌根本没有古诗的格调。
何景明则认为李梦阳的诗歌是古人的影子，并指责了李梦阳在实际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变了形的“柔淡诸意”。何景明认为，作者的命意和铺词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风格是合理的，因此他的响亮之格也是合理的。他主张风格多样化。
③影响：这次争论充分暴露了李、何所继承和发展的“格调说”的先天不足和自身的理论缺陷，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古诗传统认识上的粗糙和缺陷。他们的复古运动对于改变当时的台阁文风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理论主张也存在着很大的隐患。李梦阳的复古理论和实践容易使人走向拟古的文风，故而主体性情的抒发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何景明主张自开堂奥，这使得其诗歌体貌与古诗越来越远，劣者会流于杂乱和琐屑，故而学诗者不知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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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唐寅和吴中四才子
吴中诗派（六朝诗风）
代表人物：唐寅、文徵明，追慕六朝诗风。
⑴唐寅：诗歌间或有元稹、白居易的浅俗率易，前期诗是六朝诗风，词藻缛丽，格调绮靡；后期诗则率意而作，自然清新，如《桃花庵歌》。
思想心态：①达观；②对商业的肯定：③适志是他的人生追求： 特点：①如乞儿唱莲花落，具有通俗浅俚的特点，如《一年歌》；
②对世态炎凉的揭露，如《席上答王履吉》，“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
③对个人闲适心态的表现，如《桃花庵歌》； ④推崇李白，以李白自许，如《把酒对月歌》。
⑵文徵明：诗歌受宋诗影响很大，颇有闲庭信步的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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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其他诗歌流派
（一）六朝初唐诗风（反对“前七子”）
正德末嘉靖初，六朝初唐诗风的兴起，反对“前七子”复古运动。
杨慎：李东阳的学生。他认为：①六朝诗歌所承载的传统并非“绮丽不足珍”；②“前七子”复古运动中的摹拟抄袭、蹈袭剽窃之风盛行。因此杨慎试图廓清诗坛的陋习。他的近体诗，既有六朝诗歌的绮靡，又能兼备乐府诗的古澹，与李梦阳等人极力追求的雄健刚劲有明显不同。 （二）中唐诗风（救六朝初唐诗风之弊）
嘉靖前期的另一股风气是学习中唐诗歌，皇甫汸、皇甫涍等人有感于六朝初唐诗风的“弱靡不振”，则效法中唐钱起、刘长卿等人。他们擅长五律，境界上清新幽远，兴象玲珑。 （三）性气诗派（反对“前七子”，追求“理趣”）
因“前七子”提倡复古，流于模拟，只关注诗的气象境界，不关注是否载道。因此正德、嘉靖年间的一批理学家主张承袭邵雍以来理学诗人“诗以明道”、“吟咏性情”的传统，作诗强调“理趣”。 ----------------------------------------------------------------------------------------------------------------------
第六节、唐宋派与归有光
唐宋派（师唐宋文）
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代表了另一文学复古流派，即唐宋派。他们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师法秦汉作为自己反拨的对象，舍秦汉古文而以唐宋古文为取法对象，师法“唐宋八大家”，尤其推崇欧阳修和曾巩，影响了科举文风。
创作主张：唐宋派强调文以明道，王慎中与明初文人宋濂等“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思想脉络相通，而唐顺之论及文章的“本色”，他也强调文章之“法”，但又主张作文不要专注于“绳墨布置”的形式化，应该重在表现作家胸臆。不过，“本色论”也包含着唐顺之文以明道的精神实质，他认为直抒胸臆的前提是要“洗涤心源”，加强自身道德涵养，遵循儒家修身养德、端正人心的道德完善原则。因此，在重视文以明道这一点上，王、唐二人态度相同。
实际创作：尽管如此，唐宋派的创作中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却不是那些“以道为文”、发明“圣贤之旨”的文章，而是富有文学意味的无关理道的感怀纪事之作，如唐顺之的《任光禄竹溪记》，夹叙夹议，层次分明，布局精巧。
弊病：唐宋派立足“法”、“理”两个层面，但或因为过于强调“理”的色彩而由文入道，或因为缺乏对“法”的把握而落入模拟剽窃的恶习。唐宋派过于强调文章的载道功能，出现“惮于修辞，理胜相掩”的情形。
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又尊尚唐宋诸家，反对后七子复古之举，主要还是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而不是针对取法对象。归有光的散文长处在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任务，把生活琐事引入到载道的古文中来，使古文更密切地联系生活。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善于抒情，纡徐平淡，亲切动人，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如《项脊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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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王世贞与后七子
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再次提倡复古，主要以盛唐诗尤其是杜诗作为典范，因而在七律一体上用力甚多。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同时在学古过程中特别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王世贞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在语词、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的讲究。同时王世贞也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晚年时王世贞反省格调说的流变时，将主格调者分为两种：①“先有他人而后有我”的“用于格者”；②在确立自我基础上学习古人的“用格者”，从而提出了“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后七子的有些论点也是针对当时以王慎中、唐顺之代表的唐宋派文人而提出的，批评其“惮于修辞，理胜相掩”，表达了反对重理轻辞的文学态度。
弊病：与前七子类似，后七子也过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难脱蹈袭的窠臼。 创作：
⑴李攀龙的古乐府以及古体诗大多有明显的临摹痕迹，而他的七律七绝被人称作“高华矜贵，脱弃凡庸”，但拘于模拟，存在雷同的弊病，七律一体用词重复。
李攀龙论文，严守复古藩篱。王世贞称他“无一语作汉以后语，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追求文辞的古雅是李攀龙文章的特色。
⑵王世贞作品数量极多，文学影响也远远高出后七子中其他人。在他的作品中仍可见拟古的习气，如意象格调的重复，但与李攀龙等人相比，他的一些拟古之作显得更加锻炼精纯、气势雄厚，乐府及古体诗更是如此。王世贞的绝句中也有一些清新隽永之作。
王世贞的理论主张较李攀龙圆通，他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的主张，更具包容性，并致力于调和格调与才情、意与法等对立的概念。在古文创作上，王世贞以“博综典籍，谙习掌故”自具特色。
“一师心匠”说：王世贞认为李梦阳的“尺寸古法”过于局促，因此提出了“一师心匠”的理论主张。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师古方法，即大量阅读古人，主要是先秦两汉人的作品，求其融会贯通，渐渍于心，在写作时则不必存有模拟某家某作之意，而“一师心匠”，信笔写去，写出自己的“意”与“境”。这样的文章，意境是自己的，格调却很高古，暗与古人相合。王世贞这一观点与何景明所说“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大致相同，但具体化了。此所谓“一师心匠”是建立在师古论基础上的，是师古论比较灵活的一种表现，它与反对复古论者所提倡的“独抒性灵”、“师心自任”有相当大的区别。
第三章、明代后期的散文
第一节、徐渭和李贽
一、徐渭
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诗歌成就：
徐渭对前后七子的模拟蹈袭之风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徐渭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二、李贽
思想主张：抨击伪道学，以“异端”自居。他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还强调人的个性与自身价值，否定了传统思想权威至高无上的偶像地位。这些重视个性与肯定人欲的意见，激进尖锐，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
文学观念：李贽的文学观念也包含离经叛道的因素，他提出“童心说”，将一切“出于童心”的文章都视作“天下之至文”，认为文章应该是作者本然的情感和欲望的真实表现。要保持“童心”，去假存真，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对公安派“性灵说”有启示作用。
创作：和文学观念相一致，李贽的作品也显得论点鲜明，立意奇特，直写自己对生活独到的见解。以议论性散文为主，虽讲道理却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其关键就在于议论中常伴有生动鲜明的形象性，对当时伪道学家这群类型形象的刻画颇有特色。他抨击假道学的虚伪面目，直率辛辣，锋芒毕露。 -------------------------------------------------------------------------------
第二节、公安派与竟陵派
一、公安派
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反对的是以剿袭为复古的流弊。公安派的核心理论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思想渊源来自李贽“童心说”。袁宏道作诗在风格上近于白居易、苏轼。 形成原因：①文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
②有着深刻的思想发展的背景；
③在文学思想上有着鲜明的主张，体现为“代有升降，文有古今”的文学发展观 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本体论。
主要理论：
⑴识时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强调“变”是公安派批评复古模拟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
①“变”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公安派否定复古思潮所宣扬的“文以代降”的观点，而主张“代有升降，文有古今”，认为“变”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条件，也是文学创作自身的必然要求，常变常新是文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②扣准“时”与“变”的关系，主张“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强调文学之变与时代之变、人物事态之变、语言文字之变的密切联系，进而论证了“变”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一代诗文创作自有一代之法。
⑵独抒性灵的文学创作论
①主张“师心”以对抗拟古。公安派认为复古派所标举的文章之“法”正是扼杀文学创作的桎梏与枷锁，他们相信在文学创作上无任何格套可言，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师心者为优，模拟法古者为劣。因此袁宏道主张打破一切格套，不受任何成法的束缚，自由地表现作家作品的个性风格，提倡独创精神。
②强调“任真”以表现人性的真情实感。公安派认为，只有师真心之所得，发真心之所感才是真诗文。具体来看，“真”包括三方面：保持真而不伪的情怀，具有真知灼见和抒发真情实感。
⑶以趣论文的艺术审美思想
公安派提倡的“趣”是一种审美感受，一种艺术审美效果，主要包括：
①不刻意、不做作、任心任性的性灵之趣、自然之趣，反抗“理”对作家思想、性灵的束缚。 ②在“趣”的基础上提出了“淡”的概念，是说诗文创作不依傍前人，应该是独抒性灵的产物，是自然之“趣”的表现，是文学创作的“真性灵”，也是事物的本色美、自然美。只有不雕琢修饰、堆砌辞藻，不刻意做作、故作高深，才能走向趣和淡的境界。
局限性：公安派过分强调“真”和“趣”，容易忽视文学继承性与创作严肃性，导致逃避现实与追求庸俗情趣的倾向，在文坛形成了俚俗的风气。他们以性灵取代法度、格调，在打破诗坛模拟风气同时也破坏了诗的文体规范。
①过于推崇性灵，以致鄙俗；
②语言不讲究雕琢，太浅薄，无诗意，无回味； ③过于强调个人，忽略民间疾苦，不关注民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