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再思考
来源于 《比较》2013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6月01日 | 评论（0）
出版日期 2013-06-01 本文见《比较》2013年第3期 封面文章 当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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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或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回归常态 IMF：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更多依赖货币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 编者按
鉴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冲击，特别是围绕十八大之后如何有效推进我国宏观调控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专门组织力量展开了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国内外宏观调控领域的新探索、新观点和新争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等。目前已形成第一批研究成果，主要是关于宏观政策的理念、范式、维度等基本方面。本组稿件最终由李扬修改、审定。
重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探索与争论*
自2008年本次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史上规模最大的、最为协调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①引自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峰会宣言。）得以实施，政策制定者们笃信的“规则优于相机抉择”（favor rules over discretion）共识被打破；相应的，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基石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备受质疑，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了全面的理论反思。索罗斯于2009年成立的“新经济思想研究所”，聚集大批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布兰查德等人（Blanchard等人，2010)反思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指出传统政策仅关注总量目标的不足；而弗兰克尔（Frankel，2010)则认为，要通过总结新兴市场的经验来拯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
危机全面爆发至今已有6年，但主流经济学家对重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思考却远未达成共识。IMF于2013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反思宏观政策”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一批顶尖学者与会。此次会议形成的基本判断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闯入了“勇敢的新世界”，面临的问题远多于有效的解决方案，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轮廓仍不清晰。本文以此次会议的内容和近年来一些重要学者的论述为基础，系统评述当前主流经济学界对重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思考，以期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借鉴。 货币政策
如弗兰克尔（2009）所言，如果说1980年代是狭义货币M1的时代，1990年代是汇率钉住制的时代，那么过去10年则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时代。在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以及大多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只有一个目标——控制通胀；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也只需一个——短期利率。
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本次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货币政策单一目标的缺陷。首先，通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联系或许并非想象的那么紧密，对实现宏观经济波动的平稳化而言，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或许是必要的政策目标，但却远远不够。例如，卡尔·瓦什就曾指出，中央银行的目标不仅仅是维护价格稳定，还应包括通胀预期、实体经济的活动、产出稳定等目标。
其次，即便实现了通胀率和产出的稳定，如果不考虑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也难以实现。此次危机爆发前的“大稳定”时期，通胀与产出缺口波动都十分平稳，但结构失衡和金融风险却在不断滋生，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布兰查德等人（Blanchard等人,2010；Blanchard，2012）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们明确提出应该将金融稳定纳入宏观稳定的目标框架之内，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多个目标，包括产出的构成、资产价格变化、杠杆化水平等。不过这一看法并非主流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伍德福德在2013年IMF会议上提出了新的观点：金融稳定是宏观审慎工具的目标，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必优先考虑；我们应当放弃通货膨胀目标，转而设定名义收入目标。
鉴于以上讨论的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显然，货币政策只依靠短期利率一种工具也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价格型工具未必一定优于数量型工具。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流动性陷阱”问题随之而来，在将基准利率降至零下限之后，宏观经济形势仍不见起色，美联储迅速采取量化宽松、目标宽松（出售短期资产，购买长期国债）等非常规数量型政策。卡尔·瓦什的研究证实，这些政策确实对国债收益率和长期利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长期利率的降低则可能有助于实现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标——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非常规工具是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举，还是常规工具箱的组成部分，但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数量型工具的效果要优于价格型工具。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更倾向于价格型工具（短期政策利率）和数量型工具（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其他公开市场的数量操作）并用，而且效果明显。
其次，货币与信贷的不同也使得要采用政策工具组合而非单一工具。在传统的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中，人们更多地关注货币，对信贷的重要性关注不够。金融部门的根本职能就是配置资本和提供信贷，但在现实中，这一职能履行得并不理想。在此次危机中，金融中介常常囤积现金，不扩大向实体经济的信贷，致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
加上近年来金融创新使得影子银行、衍生工具、金融杠杆等新事物层出不穷，进一步加剧了信贷问题的复杂性。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无法解决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12，2013）认为，我们应该调动一切可支配的工具，采取利率+其他工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产出、通胀和金融稳定的目标。这些工具中就包括旨在稳定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
近20年来，财政政策在灵活性、执行速度、可逆性、独立性等方面都被认为远不如货币政策，即便逆周期财政政策是有用的，但是只应该依赖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效应，而不能依靠相机抉择（Agnès等人，2010）。
但此次危机的爆发改变了这一政策传统。在危机的早期阶段，货币政策面临流动性陷阱，且已经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深度衰退之下的流动性陷阱和名义利率的零下限严重抑制了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需要用财政政策来保证短期稳定(Romer，2012)。于是各国政府纷纷祭出财政刺激政策，以避免另一次大萧条。费尔德斯坦的一番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正常情况下，我反对增加预算赤字、提高政府支出水平??，尽管如此，我支持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因为当前的经济衰退比之前的经济衰退更严重和不同。”（Feldstein，2009） 财政政策不只是在危机时才有意义。按照主流理论，经济要发展，就需要融资（即借钱），要么是利用外部资源（借外债），要么是向后代借钱（跨期配置）。欧债危机的爆发说明了乱借钱、乱花钱的危害和财政平衡、遵守财政纪律的重要性；也提醒各国政府要注意在繁荣期减少财政赤字增加财政盈余，以积累财政实力从而在衰退或危机的时候能够游刃有余。这一点在主流经济学界已成共识。
目前主流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的主要争议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多高的公共债务水平是危险的？在危机前被认为是安全的公共债务水平看来并不安全。危机之初，发达经济体的债务GDP比率约为60%，符合审慎原则。但是到了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