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a hemorrhagic fever）。从1976年到2000年止，以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为中心，共有10起突发事件。每次都给人类带来了巨痛和灾难。据研究，病毒原本栖于生物体内，传染是通过患者的血液，体液扩散。为了寻找与病毒共存的生物——自然寄主。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陆军微生物病研究所与法国巴斯研究所等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彻底调查。其中美国陆军微生物研究所的彼得·耶林库博士认为，“蝙蝠可能是自然寄主”。因为与埃博拉病毒同属费拉病毒科（Filoviridae ）的马堡病毒（Marburg virus ）引起的出血热，与洞穴中的蝙蝠密切相关。
实际上，历史上发生过的严重疫情，象天花、鼠疫、疟疾肝炎等，哪一次都与动物有关。人类自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之后，文明才有可能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是，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类开始遇到许多在原始的捕猎时期不曾面对的疾病：在很多地区，农业依赖于灌溉，而水渠中缓慢的流水给寄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滋生环境；驯养家畜使得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人。比如，天花和肺结核来自于牛，麻风病来自于水牛，普通的感冒最早则是从马那里传来的。人们到现在还和狗有65种共同的疾病，和牛有50多种共同的疾病，和羊有46种，和猪有42种。当群居生活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和密度之后，一些新的传染病就会出现。历史上适宜于被人类豢养的家畜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美洲的原住民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发生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那么动物是罪魁祸首。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公正。若人不去超出常规的接触和捕杀动物，动物能把寄生在身的病毒带给人类吗？各种新兴病毒出现，“并非病毒跑出来，而是人类扰乱了病毒巢穴的结果”，这种说法，几乎是大部分研究人员的见解。新兴病毒原本可能以栖息在热带地区森林的猴子、鼠类、蝙蝠等为自然寄主，因为森林深处的密闭不可能把病毒传染给人。但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和持久的干旱，人类过度地开恳耕地和大规模的砍伐，就使原本封闭在森林深处的病毒跑了出来。特别是象广东人那样的滥杀乱食野生动物，就不可能不把原本寄生在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人类。2002年11月16日广东发现第1个SARS病人，并且是炊事人员，紧接着又传染到几百个人，就是典型的实例。
反思SARS，非是动物，责任在人。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催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见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恩格斯一百多年前说的。一百多年来，人类都做了些什么？试想想看，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采，人类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还少吗？就我国来说，若没有对新疆、甘肃、内蒙一带植被的破坏，能有近年来愈来愈烈的沙尘暴吗？能有1998年那样的长江洪水泛滥和长江抗洪救险吗？事实证明，退耕还林政策出台和加快发展中西部战略问世，确属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自然的无奈，无疑是高瞻远瞩，十分正确的。
然而，人类面临的灾难太沉重了。就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来看，形势毅然十分严峻。仅以水土流失为例，就已成为全国性最严重的公害。据遥感普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