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锢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到了嘉庆时期，官员的腐败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骂不怕，打不醒。嘉庆帝自认为对腐败已经采取了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但毕竟“死猪不怕开水烫”，由于官僚体系层层减震，到了基层，反腐败措施已无任何威力。嘉庆帝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 洪亮吉是清代经学家、文学家。他认为嘉庆“新政”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手段过于“仁柔”；二是思路过于狭窄。他说，皇帝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另外，皇帝惩贪号称“不为已甚”、“适可而止”，对许多官员的处罚不过是止于降级调用，异地做官，这就更降低了震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皇帝并没有以这个运动为契机，建立起能够主动查出贪官的监察体制。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贪官们已经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对此，洪亮吉提出了两大对策，一是加大惩贪力度，乱世需用重典，在人心懈怠之至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
杀手，将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二是在重新设计监督体系以及人口、财政等问题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他打了一个比方，大清王朝如同一所建了百年的老房子，虽然当初建造时高大美观，但经过百年风雨侵蚀已千疮百孔，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已经不能阻止它倒塌的趋势。因此，只有彻底拆掉重建，至少是对主要构件进行更换，才能使它重新焕发青春。洪亮吉的上书虽然提出了好的建议，但因为触犯清朝祖制，动摇清王朝利益，嘉庆皇帝不仅没有采纳，反而因直言不逊激怒了嘉庆帝，先判处斩首，后改判流放伊犁。第二年，京师大旱，无论怎么祈雨就是不下雨，嘉庆帝最终决定赦免洪亮吉，结果下诏当晚天真的下雨了。为此，嘉庆帝决定结束文字狱，还褒奖起复了部分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开放言路，赦免谏官被认为是嘉庆新政中的精彩篇章。
4．嘉庆反腐败的得与失。乾隆后期吏治败坏，贪污腐败严重。对此，嘉庆帝一方面继续重用乾隆后期重用的王杰、朱珪、董诰等清廉老臣，另一方面还听从老师朱珪“身先节俭，崇奖清廉”的建议，限制地方向他呈送宝物，“诏罢贡献，黜奢崇俭”，平时生活也比较节俭，五十大寿时禁止民间演戏庆贺，六十大寿又禁止给他送金珠玉器。他还“整饬内政，整肃纲纪”，陆续惩治了和珅、和珅党羽以及其他许多贪官，例如漕运总督富纲、直隶司书王丽南、巡漕御史英纶、安徽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等。
对于官员的玩忽职守之风，嘉庆帝首先从自己做起，学习先帝，勤于政事。每天一大早就起身阅读祖宗实录，批阅奏章，早饭后还召见大臣，对于拖拉延搁的现象严斥不贷。嘉庆十三年四月，皇孙出世，内阁考虑到嘉庆帝正高兴，怕送奏折影响他，他知道后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斥责。他还多次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嘉庆时期皇族堕落严重，他们受朝廷包养而不思进取，犯法后还不受司法制裁。嘉庆帝不仅严惩皇族的不法行为，还亲作《宗室训》用于教育皇族。
嘉庆帝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一是乾隆末年以来清代社会已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二是嘉庆帝受时代的局限，被传统观念、祖宗家法等所束缚，不敢、不愿、也没有能力在体制上做大的、根本性的调整，对内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整顿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王朝的衰落；三是嘉庆帝的个人性格过于仁慈和谨小慎微，对贪污腐败等问题的打击不够有
力，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也没能推行。
（二）问题
1．和珅作为贪官，为什么能在乾隆朝长期为官？又为什么会在“嘉庆新政”中被杀？试述封建社会我国监察体制存在的弊端。
2．嘉庆帝在亲政后所烧的“反腐败”之火，为什么不能彻底清除腐败，反而出现了官员的“前腐后继”和变本加厉式的腐败？
3.谈谈嘉庆反腐败对我国现时反腐倡廉工作的启示。
郑州市人大否决政府专项工作报告
【听取专项工作报告】
（一）案情
多年以来，河南郑州市不少贫困农民、市民向人大代表刘慕华反映，当前药费、检查费太贵，老百姓看不起病，出现了不得不“小病扛、大病弃”的现象。刘慕华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严重不足，无力完全负担医院的经费，导致大部分医院为获取经费来源，发放医务人员工资，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增加收费项目，追求利润，追大求新，最终使老百姓的医疗费负担过重，看不起病。
为使公立医院将主要精力从关注钱转变到关注病人上，在2006年郑州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刘慕华联合11位代表提出了《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议案稿，建议政府将公益性医院的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像对待教师那样确保医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所收费用由当地财政统一管理，并选择三五家医院作为试点，探索这种管理模式。同时，加快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步伐，制定出具体改革措施和办法，加强对医疗机构收费标准的监督，公开药价，切实解决好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议案稿受到大会主席团的重视，被立为正式议案，交由市政府办理。 2006年10月24日，在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作了《〈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高度重视，加大对卫生事业投入力度，为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建立农民医疗保障体系；三是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为市民提供低廉的医疗服务；四是加强医院管理，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五是建立城区居民医疗保障体系，缓解群众看病贵问题。
在对《报告》进行的分组讨论中，有代表认为，《报告》比较笼统、原则，对存在问题分析不够透彻，改进措施不够具体，例如市儿童医院、市妇幼保健院迟迟不能搬迁等问题，只字未提。最后，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报告进行表决，结果19人投了赞成票、6人投了反对票、11人弃权，赞成票未超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总数的二分之一，报告未获通过。
对此情况，郑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于2006年11月1日召开了由卫生、财政、发改委、劳动保障、民政、残联和红十字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专题会议，就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剖析，制定改进措施，拿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初步方案：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政府将逐年加大财政投入，使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更加突出。近期将制定和发布《郑州市城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郑州市城区居民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和《郑州市城区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将全市250万城区居民和80万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之中。
——将市第二人民医院整体搬迁至航海路，补充市内南部地区医疗机构的不足；将市第七人民医院整体搬迁至经济技术开放区，解决市内东部地区医疗机构缺乏问题；从2007年起，市政府决定在预算中安排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计划3万至10万居民或按照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规划设置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设置若干社区卫生服务站，使居民步行15分钟即可获得医疗服务。
——推行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模式，积极整顿药品流通领域秩序，重点解决好医疗机构按时回款及药品价格管理问题，加大治理商业贿赂，有效削减药价，使惠民措施落实到位。
——在全市医院推行辅助检查结果互认制度，避免重复检查；严格落实一日清单制和价格公示制，遏制医疗乱收费问题；推行单病种最高限价管理，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近期再增加几家低保定点医院，为弱势群体提供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
（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