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葬。不料邻家失火，不得不将父母的灵枢搬到街上。按照五河风俗，抬出门的灵枢如果再抬进家门是要“穷人家”的，因此，众亲友都劝说他们弟兄就此下葬罢了，但他们宁愿“穷死”，也坚持“将灵框清进中堂，候张云峰择了日子，出殡归葬，甚是尽礼”，而全然不管“五门四关厢”的人讥讽他们“呆串了皮，做出这样倒运的事”。余氏兄弟尽礼尽孝性格，在他们安葬父母亲的过程中做了充分的表现。
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同样讲究为人处世必须遵循人伦之常。余特因汤奏在拜师名贴上自称“同学晚弟”，不知礼敬而不就汤府西席，这讲究的是师生之礼。而在虞华轩家痛斥唐二棒椎，则表明他更重视天伦之理。事情的原委是唐二棒椎说有个侄子与自己同榜，来祭祖时送上一个称“门年愚侄”的贴子。余大先生听到这个话的反应是气愤不已，“气得两脸紫涨，颈子里的筋都耿出来”。愤然说道:“这话是哪个说的?请问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紧，是科名要紧?”“如何才中了举人，便丢了天属之亲，叔侄们认起同年同门来？这样得罪名教的话，我一世也不愿听！”“还亏他中了举，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的侄儿，我先拿他在祠堂里祖宗神位面前先打他几十板子!”唐二棒椎在他的厉声斥责之下，也开口不得。作者通过对有违伦常行为表现不满和抗议的这两件事，将余大先生讲究“文行出处”的原则和嫉世愤俗的性格充分展现出来。
(三)《儒林外史》中兄弟形象与吴敬梓的伦理观
《诗.小雅.棠棣》云:“鹡鸰在原，兄弟急难。”以鹡鸰所失，飞鸣求其同类来比喻兄弟友爱，急难相顾。参商二星此出则彼没，两不相见，因以比喻不和睦在封建社会中，兄弟友爱关系上要体现为：同居共产，休戚与共，逊让不争。吴敬梓对《儒林外史》中的21对兄弟形象始终贯穿了褒扬鹡鸰兄弟，贬斥参商兄弟的伦理道德评价。
1、鹡鸰型兄弟形象
鹡鸰型兄弟形象是以余特余持兄弟作为典型代表。作者将余氏的友悌行为放在五河县“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的恶俗环境中进行描写，余大先生和余二先生洁身自爱，兄友弟恭的行为举比，在五河县“势利熏心”之中宛如云隙中一束蔚蓝的天光。塑造这一对友悌君子，吴敬梓除总写两兄弟同床共寝，相携赴席，共同寻地葬亲，节孝入祠之外，还分写了个人的友悌行为。余持之格尽悌道在为兄长急难弥灾一事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余特之“友”则主要体现在邀弟弟同赴徽州府学训导任，余持为其兄着想，认为“寒毡一席”，又是初到任，“只怕日用还不足”，表示自己不愿同去，仍留家中时，余特则劝说:“我们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从前我两个人各处坐馆，动不动两年不得见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两个多聚儿时，那有饭吃没饭吃，也且再商量”。（《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友爱之声，千载犹闻。
除了余氏兄弟外，吴敬梓还川饱含真情的文字描写了倪廷珠、倪廷玺兄弟相认。倪氏兄弟的父亲倪霜峰因无力供养儿子，只得将儿子“卖在他州外府”，将小儿子倪廷玺过继给鲍老爹。倪廷珠矢志不移兄弟团聚的梦想，不顾关山阻隔，二十多年来辗转寻亲，“在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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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那几个弟兄”，而终于找到了六兄弟倪(鲍)廷玺，兄弟两个相认以后，是“说了又哭，哭了又说，”叨叨絮絮，叙说父子兄弟离别之苦，让人读后也不胜澈截，正如天一夹评所云:“读之而不泪下者，木石也。”
对于这些恪守悌道，关系和睦，温情感人的鹡鸰型兄弟形象，吴敬梓总是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加以描写和褒扬。余特、余持兄弟之所以为作者所肯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兄弟二人烙守“孝悌”之道。私和人命以图好处费，本是违法行为，有悖士子行为准则，但因为余特是要用那笔好处费回家安葬父亲母亲，所以作者并未对余特的这一行为进行谴责。余持利用“特”、“持”二字之笔画相近字型易混的特点巧与周旋，包庇被官府立案缉拿的兄长，这一行为也是违法之举，当然更与士子身份不符，但因为余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兄长，其中体现了“悌”，所以作者一对余持非但没有讽刺之意，反有褒扬之情，一向是非分明的吴敬梓在这个问题上模糊了是非判断的准线，恐怕是他极其重视“孝悌”的伦理观的自然流露。
2.参商型兄弟形象
参商型兄弟是指那些不讲“悌”道，形同陌路甚至互相倾轧的兄弟。作者对于这类兄弟形象则是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严贡生、严监生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与兄弟同居共产的传统要求不合。严监生扶正赵氏时，严贡生不贺喜，严监生死，严贡生不奔丧，并要其另葬，不入祖茔，毫不履行兄弟间“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的义务与责任。最令人愤慨的是弟死侄夭后，他竟欺侮弟妇，从中作梗，使其立嗣不成，又乘兴讼之机，吞并了胞弟遗产的七股，全然不顾礼义和兄弟之情。而严监生对严贡生履行的亦是一种变形扭曲的悌道。迫于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的压力，他不得不对兄长示以表面上和形式上的恭敬。当严贡生因拦截小猪，虚钱实契等事发走避省城，他虽然为其兄纳财消灾，却并不像余持那样主动积极、心甘情愿，而是出于被迫和无奈。在内心深处，严监生对其兄不乏微词。二严是吴敬梓用“诛心”之笔，给以谴责与嘲讽的参商兄弟的典型。特别是对寡恩薄情的严贡生，作者更是予以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同时，吴敬梓也略写了其他几对兄弟的参商行为：匡叔以少凌长，设毒计，用较低的价格强行买下匡太公的房子，不顾匡太公的病情，硬逼匡太公搬房；施二因未中进士而归罪于风水，虽然施御史哭着下拜求他不要迁祖坟，他断然要迁而导致兄弟反目；喜相与名士的胡填与好骑马射箭的胡八乱子因性情不和而分离门户等。对这些不友不悌的兄弟，吴敬梓或冷嘲热讽，或直接予以指斥，都安排他们没有什么好一下场。
不管是对鹡鸰型兄弟的赞美，还是对参商型兄弟的无情鞭挞，都体现了吴敬梓对“宗 法血缘关系终于抵挡不住权钱的攻击力”的社会现象痛心疾首，渴望建立一种融洽的、和睦的、温馨的理想兄弟关系。 1：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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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性情上分为类同与类异两大类来加深刻画的力度
吴敬梓是一位崇尚简约的作家，叙事写人可谓惜墨如金。在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儒林外史》人物密度最大。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塑造众多的形象，吴敬梓调动了多种手法，但对于出身背景相同或相近的兄弟，吴敬梓则运用了同则归类，异则互衬的手法来进行描写，加深了刻画兄弟形象的力度。
1、相类兄弟形象
相类兄弟是指成长经历相似，性情大同小异的兄弟。他们表现在言语上，合写则相同，分述则类似，往往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表现在行为上则具有一致性，行为动作或不谋而合，或一主一从。《儒林外史》中的王德王仁，娄捧娄攒、汤由汤实、余殷余敷、卜诚卜信等兄弟形象基木上都是生活环境相同，性格特征相近。删去二人中的一位，只写一王、一娄、一余、一汤等，文字方面不会有多少删减，而人物形象则会变得单薄，不如兄弟之间互相映衬而使彼此形象更加鲜明，更加完整丰满，如王德王仁兄弟，身为廪生却违背圣贤之教，见利忘义，缺德不仁。小说中二人总是形影不离，一唱一和。作者正是通过二人近乎双簧一样的表演，将其丑陋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但他们也都是“这一个”，不可互相替代，因为吴敬梓在描写他们的类同时，也写出了他们之间细微的差异。两人的性格互为底色，互为补充，以至不可分割。如强行剥离则两败俱伤，皆嫌单薄:合在一起，则构成栩栩如生的兄弟合照。再如娄捧娄珊的乖诞偏激、矫性趋名，卜诚卜信的老实本份、淳朴厚道，汤山汤实的招摇夸耀、逐名好色，余敷余殷的趋炎附势、无知做作等，作者都是抓住了他们性格中的最主要特征，让他们联袂登台表演，对他们的这种性格特征加以突出强化，甚至加以夸张，这样处理有利于激化矛盾冲突，容易产生戏剧性的效果，更易达到讽刺目的，符合《儒林外史》反映世情世相的创作意图。如果强行将这些兄弟形象组合分开，不但会伤筋动骨，而且还损伤了生命的元气，不利于刻画这些兄弟形象。
2、类异兄弟形象
类异兄弟是指性格言行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形成鲜明对比的兄弟。相对于类同兄弟形象同时在场的客观条件制约以及作者叙事上的合写，类异兄弟形象在相异情境中的相异言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比类同型兄弟形象的塑造要成功得多。严贡生和严监生虽为同胞兄弟，但性格特征截然不同，彼此形成对照。严贡生的性格是攻击型的，攀附权贵，横行乡里，敲诈勒索，生活奢侈；而严监生的性格则是防御型的，胆小有钱，自奉极俭，受人欺压，窝火成疾，竟至不起。严贡生虚钱实契，拦猪索钱，被人告发，避祸他乡，老二严监生只得为之处置官司；严监生病逝，遗孤夭折，严贡生霸占老二家产。相互纠结的故 事中，兄弟二人的表演形成对照，兄弟二人的性格特征也就更加鲜明突出。
汤奉与汤奏这对兄弟在小说中虽然出场间隔较大，相隔30多回，近40年，但他们相互对比的性格特征也是跃然纸上。汤奉为人圆滑老练，深谙为官之道。在“地方肥美”的高要县，汤知县每年俸外收入“不过八千金”，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可谓盘剥百姓不算太苛刻。并且汤知县的这样作为是能得到封建朝廷的包容的。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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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就曾说:“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察于细故也。人当作秀才时，负书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从来耶?”(《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十月)，汤泰颇懂得个中三味，因而他虽敛财，但却不过分，为了仕途顺利而不得不稍有节制。
而汤知县的弟弟汤奏则不如他那样谙熟官场的游戏规则，仕途自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吴敬梓是将汤奏放在矛盾的漩涡中心来进行刻画的，一出场就与镇远府太守雷骥为处置“苗子”一事发生矛盾，开门见山地点出文官武将的意见分歧。汤镇台为了“朝廷体统” 主张武力进剿，雷太守却不主张“兴师动众”。但汤奏仍然故执己见，不能细心推察这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未免暴露了他心浮气粗，刚恒自用的性格。及至总督的票帖批下来之后，汤奏又花银了请书办将“带领兵马，剿灭逆苗”改为“多带兵马”，这个令人感到突兀的行为也恰恰进一步说明了汤镇台刚腹自用、不谙为官之道的性格。所以他在野羊塘取得大胜后，拿到了“贼头”，杀了“苗子”，不仅没得到朝廷嘉奖，反而“降三级调用”，这正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汤奉汤奏不同的性格及在官场中的不同为官之道而招致不同的结局，让人看到了封建政权所谓文治武功的滑稽可笑，在更为深广的层次揭示了封建政权善恶不分，是非混淆的世情世相本质。
另外，杜慎卿的厚道不足、矫情庸俗，执着功名与杜少卿的慷慨仗义、率真脱俗、鄙弃功名，余特的板直与余持的圆融，胡缤的附庸风雅与胡八乱子的好勇斗狠，倪廷珠的坚强自立与鲍廷玺的卑怯依傍，匡太公的厚道本份与匡三叔的阴毒强梁，匡大的惜懂与匡迥的乖觉都构成了每对类异兄弟形象的互补性格。这些兄弟形象因为性格、一言行的差异，刻画得十分成功，能产生相互对照互为补充的艺术效果，形象也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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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敬梓的兄弟情结与友悌理想的幻灭
(一)吴敬梓的兄弟情结
父子兄弟，皆人伦之大端，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认识，亦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儒家把“友悌”作为处理兄弟关系的规范，所谓“善兄弟为友”， “兄敬爱弟谓之友”，“弟敬爱兄谓之悌”，要求兄弟之间应相互关爱，相互扶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兄弟，遵循和实践“友悌”的情况千差万别。吴敬梓生活的清朝中叶，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兄弟相倾，骨肉相残的事情屡见不鲜。吴敬梓本人因“过继”这一特殊经历，在父母亡故后，便亲眼目睹了一场财产争夺大战，平日满口孝悌的叔伯兄弟突然露出自私自利的本来面目，让他惊骇、愤感、失望，不得不深思兄弟关系。
“一部文学发展史，以有机整体的观念来看，它是一部生动的、形象的、细腻的心态
1：转引自陈美林《儒林外史人物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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