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乡曲，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连知县汤奉也不得不斥责他“一个做贡生的人，泰列衣冠，不在乡间里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儒林外史》第五回)。如果说，这些是作者借别人之口，而说明的严贡生的劣迹，那么以后他的种种罪行，则是让他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在省城，他终于攀结上一门官亲，讨得曾做过“巢县正堂”的第二个令爱为自己的二儿媳。成亲时，既想讲究排场，可又刻剥成性，舍不得花银子，狐假虎威，借仗着张静斋的势力，压低、克扣吹鼓手的工钱，导致在迎亲时，只来了一个吹箫的，一个打鼓的，“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作者形象地描绘出这一令人发唬的场景，又通过四斗子之口讥之为“臭排场”，就对这个贡生的品行作了有力的抨击。
勉强成亲后，他即携子掣媳回到高要，返乡之际，又借了亲家“巢县正堂”的金字牌和“肃静”、“回避”的白粉牌，以及四根门枪，一一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十足的官派，使得“船家十分畏惧”，但却舍不得十二两银子的船资，乃以云片糕充做“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的“一料药”来诈骗，赖掉船资。严贡生处处以刻剥和讹诈的手段来讲排场，装身份，实在令人可恨可厌。
而更让人憎恶的是他对胞弟严监生一家的欺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严贡生与严监生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毫无兄友弟恭的情谊，只有尔虞我诈的心机。严贡生避走省城后，曾两次返乡。第一次是严监生一病亡故，自己官司已了结：第二次是侄子夭折，自己携带子媳同归。且看严贡生两次返乡的表现。初次返乡，刚卸下行李，弟妇即命人捧着端盒、毡包过来拜送，至于他弟弟生病故亡的情况，他毫不提及，先行“打开看了”，见是“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在好处的驱使下，他一口一声称呼“二奶奶”，完全承认了赵氏的扶正。随后，“又细问浑家，知道儿子们都得了他些别这是单留与大老官的”，在这之后，他才‘换了孝巾走过去，在其弟灵枢前叫“‘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丝毫看不出手足之情，悲戚之感。而在酒饭之后，弟妇询问丧葬事宜，严贡生又交代，他马上要带二儿子去省里周府招亲，无暇过问其弟的丧事，但十分明确指出的是“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无疑将严监生从家族中剔除去了。
第二次返乡，是因严监生的儿子“出起天花来”，不过病了七日就天折，弟妇为守住家产与“二奶奶”的地位，想立严贡生的幼子过来承嗣，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写信到省城接他回来商议。收到此信后，严贡生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这就透露出他早已成竹在胸。此时娶媳不过“十朝”，就匆匆返乡。
“严贡生回家，?他浑家正在房里抬东抬西，闹得乱哄哄的。严贡生走来道:“你忙甚么?”他浑家道:“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鳖鳖的？统共只得这一间上房，媳妇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与他住?”严贡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他浑家道:“他有房子，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严贡生道:“他二房无子，不要立嗣的?”浑家道:“这不成，他要继我们第五个哩。”严贡生道:“这都由他么?他算是个什么东西?我替二房立嗣，与他甚么相干?”(《儒林外史》第六回)”
通过严贡生与他浑家的一席对话，将其企图霸占二房家产的心机暴露无遗，“我早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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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定了”更说明他这种心机蓄谋已久，对二房家产是志在必得，如今只须付诸行动了。果然，送走了王德王仁兄弟后，严贡生就开始吩咐家人，腾出正屋给他二儿子歇宿，要称呼其二儿子、二儿媳为“二爷”“二奶奶”，赵新娘只是父妾，要先过来拜见其二儿媳。此时，他完个忘了自己第一次返乡时已承认了其弟妇的身份，忘了自己曾一口一声“二奶奶”。严大老官还特别强调:“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你们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帐目，都连夜攒造清完，先送与我逐细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比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朦胧作弊!此后若有一点欺隐，我把你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追工本米饭哩!”在这里，严贡生根本未将已扶正的赵姨娘放在眼中，俨然以一家之主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并且似乎还是封建礼义的捍卫者，是深得父母官青睐的乡绅。我们通过其种种言行，早己看出他的虚伪与贪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几次被人告到汤知县那里，不仅没得到汤知县的照顾，反而引起知县对其极端反感，这与他处处向人吹嘘自己“与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汤父母对他“凡事心照”，形成极大的反衬，更进一步暴露了他虚伪无耻的嘴脸。
而严监生与其胞兄不同，是个“胆小有钱”的乡绅。由于社会地位比其兄严贡生低，所以严贡生眼中并无这个弟弟，但他却偏偏“家有十多万两银子”，这种经济状况不能不令贪鄙刻剥的严贡生有凯觎之心。严监生的出场是为了处置他兄长严贡生的官司，当严贡生走避省城以后，差人就来找他说话。其实他们兄弟俩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己经分炊，各自成家立业，官府根本没有理由因严贡生的“细故”官司而牵累到严监生，只因为严监生“有钱”而又“胆小”，才被差人当作“有头发的”来抓。他也果然就慌了手脚，“不敢轻慢”差人，还请两位舅爷来商议如何消弥这场官司，最后花了十几两银子，将官司了结了。
在这场官司中，他白赔了银两，担了心惊，死后反被严贡生责怪，贬责他懦弱无能。其实，我们仔细品味一下，便会发现严监生并不是一个毫无主张，蒙昧昏馈的角色，他对其胞兄一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的心目中，严贡生的劣迹一时“也说不尽”，遇到麻烦就“两脚站开”，贻祸于他，即使寻着，“他也不肯回来”亲自了断。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严监生出钱为其兄消弥官司，并非心甘情愿，而只是迫于官府的淫威与自身的卑微渺小，以及对其兄无赖行径的无可奈何。看过《儒林外史》的人都不会忘记严监生死前伸出的两个手指头，也正是这“两个指头”，使他成为中国吝音鬼的典型，成为后人讥讽的对象。而他的家产却是通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吝啬行为而积累起来的。且看严监生对王德王仁两位舅爷的表白:
“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一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儒林外史》第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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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严监生的自为写照，虽然这话是说给窥伺他的银钱的二王听的，不免有“哭穷”之嫌，却一石二鸟地表现了严大老官的“奢”与严二老官的“吝”。诚如闲斋老人所评:“严大老官之为人，都从二老官口中写出。其举家好吃，绝少家教，漫无成算，色色写到，恰一与二老官之为人相反。然而大老官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生的谎，颇可消遣，未见其有一日之艰难困苦：几老官空拥数十万家货，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严监生之所以未“受用一天”，原因在于他的吝啬，总是苦了自己，便宜了他人。他对自己是“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病得“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临死前将两根灯芯换成一根才肯瞑目。而对别人呢？却是白白地花银子去替兄长消弥官司，为王氏之丧和扶正赵氏，“用了四五千两银子”，临终前还敬奉乃兄白银二百两，新衣两套。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无可奈何，都有着深深的用心。但作者运用这种“豪奢”与“吝啬”所形成的对比与反衬，更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活得卑微、死得窝囊的悲惨命运，揭露了他的胞兄和内兄的狼虎之心。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揭示了他一生悲苦的部分成因:“我死之后，三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
2、王德、王仁兄弟
王德、王仁是小说中与二严几乎同时登场的又一对亲兄弟，他们的活动不是很多，情节也不复杂，但形象却十分鲜明，作者塑造这一对兄弟的寓意也极为深性卜刻，是《儒林外史》中不可忽视的两个人物。
王德、王仁同为廪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吝”。按理说，不管从他们具有的廪生的身份，还是从他们从事的为人之师的职业，这一对兄弟都该是士人的表率，然而他们却是一对无德无仁，行止有亏的无耻之徒。
王德、王仁兄弟的出场，是因严监生请他们帮助处置严贡生的官司，在二人的谋划之下，官司很快就了结了。而妹丈严监生的软弱无能也被两个舅爷从中窥知，从而触发了凯觑之心，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作者着重从他们对待胞妹王氏与严监生之妾赵氏的态度变化中，以及赵氏立嗣的“两脚站开”过程中，深刻地暴露出他们兄弟俩同恶相济、狼狈为奸的丑恶行径，抨击了他们卑污的心灵。
他们的胞妹王氏虽为正妻却无子嗣，赵氏虽是“新娘”却是“生儿子的妾”，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向来是母以子贵，所以赵氏自然对王氏的地位形成了威胁，而赵新娘也日夜图谋能顶替王氏“大娘”的身份。在这种情势下，二王似乎处于下风，但事实并不然，没有二王这两位舅爷的首肯，赵氏的正室身份是无法谋求到手的。因此，赵氏与严监生不得不讨好王德、王仁俩兄弟，不得不屈从满足二王的无耻要求。而二王也就可以借此拿捏“胆小有钱” 的妹丈。当严贡生官司了结后，严监生整酒致谢二王，但“两个秀才拿班做势，在馆里又不肯来”，表明他们志不在酒席。到听说妹妹王氏“心里有些不好”，要与他们“谈 谈”，二人方才赴席。但对“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的”妹妹，他们并没有表现 出深刻的关注之情，只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此后二王从未主动来问候其妹的病况，直到王氏病笃之际，严二为了扶正赵氏，不得不叫人去请他们。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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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再也不做作了，一请即到。当严二说及扶正一节时，他们两个冷若冰霜地“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这真是无声胜有声。严二也十分乖觉，及时刹住这一话题，先招待他们“用饭”，再请至“密室”，屏退小厮，“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二王“双手来接”，脸也不本丧着，口也开了。
“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这里说，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谓王门有幸。方才这一番话，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没有这样道理，还要忧恍忽忽，疑惑不清，枉为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舍妹殁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严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话”。两位道:“有我两人做主我，但这事须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二位义形于色的去了。(《儒林外史》第五回)”
见到银子，王德王仁这两位“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代孔子说话”的廪生，马上“义形于色”，一唱一和地为扶正赵氏卖力，当严二担心族人会说话时，二王又慷慨激昂地表示“有我两人做主”，只不过要以严二的实利作为二王的名义去将这事大做。明明是中饱私欲，却以“行道”为名，二王的这种见利忘义的不耻行为，以“义”牟“利”的卑污手段，让人不由得不对他产生一股憎恶之情。作者运用春秋笔法来剥露了他们口言圣贤行同狗猪的真面目。
吴敬梓对这两个“铮铮有名”的座生的揭露并未就此停止，又借立嗣一节奋笔直戳他们丑恶心灵的深处。扶正后的赵氏为了巩固自己“奶奶”的地位，抛开自己的亲兄弟，一味巴结、讨好二王，多有钱财馈赠，二王也安享无愧。当严二病笃托孤于他们时，又收受了几封银子，但却没有任何承诺。而当外甥夭折，赵氏的优势己失时，他们对赵氏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讨好转为敷衍，至在立嗣一事上两脚站开，不闻不问。当赵氏因立嗣一事请他们前来商议时，他们表示“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看似情理之中，实则想撒手不问，这与前文扶正时“有我们两人做主”截然相反，反映了二王态度的急剧变化。严大从省城回来谋夺严二的家产时，赵氏又请他们来商议，他们更是寻找借口脱身，不愿得罪严贡生。及至赵氏告至衙门，汤知县批下“族亲处覆”时，他们本可站出来说话，但却“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总不置一个可否”。在商议写复呈时连名也不列，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身在学宫，片纸不入公门”，似乎是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文人，但这正是作者的诛心之笔，揭露他们处处口称“纲常”，其实卑鄙无耻，依仗权势为非作歹，道德良心沦丧殆尽，是儒林中最腐朽反动的一部分。
3.杜倩和杜仪
杜倩和杜仪是一对族兄弟，是天长望族杜府的后人。在同族兄弟六、七十人中，只有他们两位不肯闭门在家做举业，而是招接四方宾客，广为交游。但他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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