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然存在（natural being）
如果说自然界是人类之母，那么人具有自然属性或者说生理需求亦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之共性。人之为人，自然属性是必要的前提，但是，如果人仅仅立足于诸种自然属性（自然本能），则与禽兽无异。
马克思（K. Marx）：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对象（Object， Gegenstand）：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2. 文化存在（cultural being）
事实上，现实的人必然具有文化属性，每一代人在发展经济生产、创设典章制度、制作器物、弘扬德性、反思自身与世界时，无不使得人类的文化日益丰富而生动；另一方面，文化也就是一种人化，正是文化塑造了人的精神品格，使人获得了人之为人的特殊性。质言之，人（主体）构建文化来改造自然界，并借此生存与发展；又通过文化来观照自身，以达到自我意识。为此，有学者则径直将文化视为人的“第二本性”。
论人的自然与文化属性
文化圈（culture circle， Kulturkreis）
“文化圈”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人类学家、人类学传播学派代表弗罗贝纽斯（L. Frobenius）提出，指的是“将位于共属关系之中的一群文化因素作为文化复合来把握，而将其地理的分布命名为文化圈”（【日】日川荣吉主编：《现代文化人类学》，周星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换言之，文化圈自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诸要素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一方面，它具有地理空间范围的相关性，使得文化圈内部呈现出共同的特质，因而有所谓核心区与周边区域之分，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发展与定型又是在历史中完成的，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时而春风化雨，时而风雷激荡。
地铁里的城际景色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
事实上，在传统社会，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以及主动抵制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互动相对有限，持久的文化交往（cultural transaction）主要借助于战争与宗教皈依，因此，各个文化圈尚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identity）；文化圈中的个体，其文化身份相对稳固。
然而，在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推动下形成的全球化时代，全球性文化互
动成为一种“断裂性流动”，“经济、文化和政治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与脱节”（参见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陈燕谷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第2版】，汪晖、陈燕谷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21-555页），个体的文化身份日益“模糊”，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位置感”（sense of place）。
3. 社会存在（social being）
现实的人，必定是处于一定社会（群体）、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社会”一词表示个人相互作用的共同体，它是按照与生物学规律不同的规律发展起来的独特机体；“社会的”则是指与生物形式不同的社会形式及其派生的一切。因此，“社会的”（social）这个概念就等同于“超生物的”，“社会存在”表示的就是人的超生物性存在、也就是其超自然的属性。就此而言，“社会的”仅仅为人所固有，“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马克思）（参见袁贵仁主编：《对人的哲学理解》，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385页）。
马克思论人的社会化了的自然属性 马克思论人的社会属性 康德论审美（鉴赏）的社会性
霍耐特( A. Honneth， 1949-)的承认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 儒家的人伦观
二、认识自我：论人的本质（Essence）
哲学家在反思人的本质问题时，往往先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入手。实际上，“人是??的动物”探讨的是人的类特性，它标志着人的类意识的觉醒。
需要注意的是，人的特性与人的本质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人的特性（一般可简称为“人性”）是指人作为类存在物（species being）所具有的普遍共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外在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