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一诗则在暗示我们：兄弟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竟然动用了兵力去互相残杀。不难看出，这首诗是在借上留田的故事来指涉讽喻时事。《丁都护歌》虽是借乐府旧题来咏时事，不用比兴手法，完全写实，但就像杜甫的《兵车行》一样，没有写清背景是什么。但它的主旨是明确的，即同情劳动人民的艰苦劳动，刻画天热热水旱时的拖船，万仞享凿磐石的辛劳。《蜀道难》用各种夸张比喻的手法来写蜀道的艰难，但其真正所指却众说纷纭。
和李白不同，杜甫的乐府诗大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主旨也比较明确。杜甫写下了有名的‘三史’、‘三别’。杜甫的诗歌，不但为后人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史实，而且提供了比事实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杜甫将他博大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熔铸在对现实痛苦客观冷静的陈述中，使其乐府诗具备了“诗史”的性质。李白的写虚与杜甫的写实，造成了他们乐府诗风格和境界的不同：李诗“飘逸”，杜诗“沉郁”；李诗“惝恍莫测”，杜诗“恳恻如见”。
杜甫继承李白诗歌，杜甫赞李白诗歌因为常创新，故卓然不群，技压群雄。《雨村诗话》云：“不似称白诗，亦直公写照也。”道出李杜诗歌相似处。结句杜甫渴望能再次与李相遇，把酒细细品论诗文。《少年行》是李杜题目字样完全相同的唯一乐府诗，《杜诗镜铨》称杜该诗“略似太白”，同样看出了杜甫对李白乐府诗的学习借鉴。
因安史之乱，杜甫上取风雅汉魏，并直接继承李白乐府，而写出了具有杜甫特点的写实叙事乐府；李白乐府主于意，是白居易新乐府“系于意不系于文”理论的开启者。
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白时期，白居易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白居易大量创作新乐府诗，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真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杜甫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杜甫所
开创的写实的精神，绕过了大历诗坛对形式的追求，到元稹、白居易的时代才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诗学观点的传承。杜甫以后，也有一些诗人继承其变新的余绪，“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诗歌要写实、要讽刺的主张到了白居易有了更加明确的阐发。他说作诗要“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总而言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作为文而作也。”并且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都与杜甫的诗学观点一脉相承。
白居易评论杜甫诗，也是从写实的标准加以裁定的。白居易在创作上继承杜甫写实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乐府诗的写作。杜甫一贯重视运用乐府体裁来反映现实生活。杜甫以前的乐府诗，一方面继承《诗经》及汉魏乐府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即事名篇，自创新题。杜甫的文学活动对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写了很多新乐府、古题乐府等更加创新的诗篇，极大地发扬了杜甫新题乐府的精神。
白居易在《伤唐衢》诗中，说明了写作《秦中吟》的目的：“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明显是要表现民病，以及引起民病的各种政治、社会弊端。他在写《新乐府》时，更是与杜甫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而且将杜甫的即事名篇精神进一步发展，以成为讽谕诗。
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推重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石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诸章，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等诗句。白居易的乐府诗，如《秦时吟》中的《轻肥》、《买花》，《新乐府》中的《道州民》、《杜陵叟》、《卖炭翁》、《缭绫》等，与杜甫诗一样，注意表现劳动人民的辛劳与困苦，而且强调作诗时特别需要核实，与现实生活靠近。
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特色，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
李白、杜甫等以乐府诗歌的实际创作，而显示出乐府发展演变方向，但并无理论总结。元稹、白居易继之，提出新乐府理论并进行创作。总之，盛唐李白为古乐府集大成者，是“正宗”；杜甫学习李白乐府而半变，系“大家”；白居易由杜入李而大变，是“正变”。